2016年12月2日下午,亚博2020最新版“雅集”系列活动第五期在静园二院二楼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白谦慎教授以“中国文人文化的现代遭际:从吴大澂说起”为主题展开主题演讲。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及北大燕京学堂院长袁明教授、教育学院陈洪捷教授、哲学系邢滔滔副教授等学者出席。

白谦慎教授近年来一直在研究一位历史人物——吴大澂。吴大澂(1835-1902),江苏苏州人,1868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而后历任广东巡抚、河道总督、湖南巡抚,既为学者,又为书法家和收藏家,在艺术史领域具有重要的地位。

吴大澂“一生好入名山游”,自1870年登西岳华山起,陆续登临崆峒、祁连、长白、罗浮、泰山、庐山等名山,不仅临众山刻石,还作有《长白积雪图》、《庐山海会寺》等画作。他的一方纪游印刻有“曾览泰华、空同、祁连、长白、罗浮、蓬莱、员乔、方壶之胜”,其中还囊括了蓬莱、员乔、方壶这三座海上仙山;另一方更晚期的纪游印则在原基础上补衡山、匡庐。这些活动都继承了中国文人行之已久的登临揽胜、赋诗作画纪游的传统。

 


吴大澂两方纪游印之一:“曾览泰华、空同、祁连、长白、罗浮、蓬莱、员乔、方壶之胜”

 

吴大澂生活于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出生五年,鸦片战争爆发;经历了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去世三年后,科举制废止;九年后,清朝覆亡。吴大澂的家乡苏州是文人文化的重镇,他在那里接受了中国文人的传统教育;同时,由于苏州的进士数量多,从而苏州人在京城任高官、参与外交活动的人数也远胜他地,这就促使文化优势转化为政治优势,使得苏州在晚清政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白谦慎教授指出,之所以选择吴大澂为研究对象,不仅因为吴大澂生活在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时期、来自一个在政治、文化上都举足轻重的地区,还因为他所为官的地区在当时的地缘政治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吴大澂的师友有许多是重要的政治文化人物,其师有吴云、冯桂芬、陈奂、俞樾、潘祖荫、李鸿章,其友有左宗棠、陈介祺、翁同龢、盛昱、缪荃孙、洪钧,其姻亲更有沈树镛、汪鸣銮、廖寿恒、张之洞、袁世凯等。通过他们,可以观察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两代士大夫的文化生活。而此处的“文化生活”,包括艺术活动和学术活动,两者密不可分。

在文化领域中,吴大澂涉猎甚广,成就很高,是著名的学者、艺术家、收藏家、赞助人。白谦慎教授简要介绍了自己关注的一些话题,其中包括已发表和未发表的论文。《吴大澂的篆书》介绍了吴大澂由小篆向大篆过渡的过程,并论述了吴大澂的学术思想与书法的关系;《晚清官员日常生活中的书法》分析了当时社会为何有如此大的书法需求,并且是社会精英最主要的艺术爱好;《晚清官员的小楷》主要论述了书法与官僚体制的关系,例如小楷与科举制必然存在关系,而中举者的小楷在科举考试前后亦有变化;《吴大澂的篆刻》在介绍吴大澂的篆刻和古印收藏的基础上,还分析了刻印与晚清针对六国文字认定的学术活动的联系;《吴大澂和绘画》则着重讨论了书画与绘画的不同,以及何为“业余”的问题。

 

 
吴大澂小篆对联(1869年)

 

吴大澂的藏品种类繁多,包括青铜器、玉器、印章、陶器、刻石、书画、瓷器、拓片等。对于官员的文物收藏这一话题,白谦慎教授指出,在晚清这一国家危难之际,政府官员的收藏活动必然会面临一种“玩物丧志”的焦虑。对吴大澂而言,则是既有珲春市吴大澂广场“民族英雄”形象的赫赫石像,亦有廖冰兄题有“八千子弟半摧折,只幸腰间印未失”的饱含暗讽的漫画,二者形成鲜明的对比。

 


吴大澂藏新莽时期虎符

 

介绍完吴大澂其人的相关研究后,白谦慎教授开始谈论“中国文人文化的现代命运”的话题。正如对吴大澂褒贬不一的评价,传统文人艺术近年来逐渐面临时代的挑战,因此吴大澂在《古玉图考叙》中开篇即辩称,自己收藏研究的古代玉器“非以为玩物也”。白谦慎教授还指出,吴大澂与毛泽东颇有渊源。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湘军的故乡湘潭出生,而此时吴大澂正任湖南巡抚,因此吴大澂曾做过两年毛泽东的“父母官”;而毛泽东一生虽写诗无数,却从不盖印章。而此后被广泛用于宣传,所谓“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则倾向于使用一些源于西方的艺术形式。因此,白谦慎教授指出,从毛泽东开始的中国领导人逐渐表现出与中国传统文人艺术的疏离。

最后,白谦慎教授总结称,政治精英结构在20世纪的变化给中国艺术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中国文人艺术作为文化遗产还在我们的生活中起着作用,但它本身却已经成为了一种历史现象。渠敬东教授评论称,白谦慎教授层层勾勒出吴大澂的形象并加以着色,使得我们能够全景地了解一位既是文人、又是政治家的人物,也能够体会到文化、艺术在今天所发生的变化;我们感受到的不只是吴大澂其人,更是时代的巨大变迁,及其晕染在人身上的不同内容。

陈洪捷教授提问说,中国历史上,兼具政治家与文人双重身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但在这种多重身份的背景下,他们对自我的认同上是否存在冲突或有所偏重?他们在政治场合如何表示自己的官员身份?

白谦慎教授回答称,书法和诗歌是中国文人必备的技能,但作为官员而言,写字和做文章这两点在晚清颇受批评。事实上,晚清官员大量的书法不是为了卖,而是通过赠送以维持整个精英集团的内在凝聚力。像吴大澂这批官员,其实都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他们都深切感受到了中国的变化,但又因为社会批评的存在,所以在公务繁忙之时,都对外宣称自己无暇写字或是收集古董。

邓小南教授指出,南宋时期的收藏鉴赏也是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当时也是一个国破家亡、风雨飘摇的时代,但仍有一批人讨论这个话题。以朱熹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将“游于艺”置于“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整体中讨论,认为一个文人的素养要求四者兼备。

渠敬东教授补充道,吴国帆、陈寅恪先生都是从这个意义上从事艺术和学术工作的。而“中学为体”的真正意思在于,这里的“体”指的是人格、广泛的修养和完整的人的形态。

白谦慎教授同意“游于艺”是一种文人修养的观点。例如,吴大澂也是理学家,写篆书时一笔不苟,写对联也不赞成用行书;还有上层社会的书画只赠不卖,这些都是精英集团凝聚力的问题。

袁明教授回忆了1984年与费正清先生的长谈,当时费正清站在美国汉学的角度说,大量中国近代人物都没有研究,而后举了许多例子,其中就包括吴大澂的老师冯桂芬。但袁明教授指出,外国人如果研究中国的历史人物,并不会像白谦慎教授这样从审美到实物地理解,因此还是要靠我们自身数千年积淀的“灵犀”。随后,袁明教授质疑称,白谦慎教授最后总结时说“文人艺术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现象”,似乎暗示着文人艺术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文人艺术中是有“魂”的:这种经历数千年沉淀的“魂”,这种精神脉络,这种中国人的情趣和审美,或许并不会消失,能够在当今或未来以别样的表达方式而存在。

白谦慎教授解释说,“成为历史现象”并不意味着消失。历史上,最上层的经济、政治精英直接介入艺术创作的现象,恐怕今后很难恢复;这种参与之深、参与之广,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因为当时所谓的“业余爱好”不仅能“修身养性”,更受到科举制等体制上的保护——最大的书法家全是当官的。但这种文人文化作为一种文化遗产,还是会产生非常久远的影响。

随后,白谦慎教授又回答了在场师生提出的一些问题。最后,白谦慎教授感谢了各位嘉宾和在场师生的到来,在大家的热烈掌声中,本期“雅集”活动落下帷幕。下一期“雅集”活动将于2016年12月16日进行,由著名乐评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王纪宴教授带来主题为“交响乐的谜语:从贝多芬到马勒”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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