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7日晚,由文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二十四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李力行作题为“关于中国国有企业下放的研究”的演讲。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董志勇担任评议,文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张亚光担任主持。

 

 

本场讲座主要以李力行副教授与清华大学黄张凯老师、中国人民大学马光荣老师及世界银行徐立新老师合作的论文——《哈耶克、本地信息与战略制高点:关于中国国有企业下放的研究》(Hayek, Local Information, and Commanding Heights Decentralizing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China)而展开。李力行副教授首先介绍了这项研究所涉及的理论背景与现实背景。就理论背景而言,二十世纪最为重要的经济事件之一便是计划经济的出现、扩张和下滑。自二战后到苏联解体,奥地利学派与市场社会主义论者进行了长期的辩论,使得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领域争论不断。哈耶克作为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就激励与信息提出了两个论点:其一,对私有产权的保护赋予了人们更强的生产积极性;其二,信息的有效利用是经济运行的基础。有关第一种观点的研究文献早已卷帙浩繁,而对于第二个论点则缺乏相应的实证检验——这也是李力行副教授的研究出发点之一。

实际上,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场著名的“计划经济大论战”开始,关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争论持续至今且热度不减。支持计划经济体制者认为,政府部门的计划者可以借助于更高效的计算机体系进行精确计算(包括市场商品价格和劳务价格),并有效地配置资源,从而替代市场机制。特别是在当今大数据、云计算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的时代背景下,有关计划经济有效性的讨论被再次点燃。

 

 

然而,根据哈耶克的思想,信息难题不能完全靠技术来解决。信息采集得再多,最终也需要人来理解、来决策。因此,管理中的委托代理、信息不对称等都是人的激励问题,在本质上又是机制设计问题。许多微观个体通过无处不在的价格信号进行理性决策,而在经济管理中,只有少量微观经济主体才能掌握广泛存在的大量的本地信息。若要充分利用这些信息,需要某种程度上管理权限的下放,从而使得那些掌握着丰富本地信息的人来做决策。这也是哈耶克在其经典论文《知识在社会中的应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中所持的观点。

而就现实背景而言,李力行副教授对中国国有企业这几十年的改革历史进行了回顾,并对国有企业在管理中出现的“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现象进行了描述,进而引出国有企业管理的层级问题。

 

 

结合理论背景与现实背景,李力行副教授介绍了本项研究的概念模型和研究假说。按照“哈耶克逻辑”,为了充分利用本地信息、提高效率,就有必要对国有企业进行分权管理。李力行副教授采用了一个直观地度量本地信息的方法——物理距离。经济学中有一系列阐明物理距离、交通距离和文化距离等对信息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进行研究的文献。但很少有文献如哈耶克那样从本地信息以及企业整体监管权力转移(非企业内部组织架构)的角度出发研究中国国企改革问题。   

政府距离所控制的国有企业越远,就越缺乏对于企业自身信息的直接观察。若将控制权下放到距离近些的下级政府,就能更有效率地利用本地信息。并且,企业绩效异质性越强,本地信息就越重要,距离与下放的正向关联就越强;同比,信息沟通越困难,本地信息就越重要,距离与下放的正向关联也应该越强。这是本项研究的主要假说。

 

 

但分权也要有限度。哈耶克的观点并不代表企业就应该被下放。是否下放取决于集权管理国企(从而充分利用正外部性)与下放国企(从而充分利用本地信息)之间的权衡关系。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央政府还会出于控制经济命脉的目的不愿将特定行业的企业放权于下级政府,如国防、钢铁、铁路、船舶、公用事业、通信等战略行业。这也就是列宁在1922年提出的国家要掌握“战略制高点”的思想。这种现象,哪怕在发达国家当中也普遍存在,如法国、德国、日本政府等都曾采用类似的“国家冠军”政策。按照这种逻辑,对于那些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战略性国企而言,本地信息在分权决策中变得不再重要,因为政府更偏向于集中管理这些企业。

接下来,李力行副教授构建了一个简单而有效的概念框架:一个包含上、下级两层政府的经济体,每一层都可以拥有国企的控制权,并从中获得好处。这种好处包括税收及国企利润、对国企战略决策的自由裁量权、可任命人员至关键岗位或高薪岗位等。但同时,每一层也需要承担成本(如亏损补贴等)。上一级政府在决定是否将控制权下放到下一层政府时需要作三方面的考虑:绩效、效率(哈耶克本地信息假说)和战略(战略制高点假说)。

 

 

李力行副教授随后简单介绍了本项研究的实证检验结果,即以上两种假说在解释中国国企下放改革中成立,并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分样本回归、安慰剂检验、排除替代性假说和工具变量法中都是稳健存在的。需要补充一点的是,本次研究运用了Probit二元选择模型,并使用了中国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李力行副教授的文章主要有以下两点贡献。其一,他第一次对哈耶克本地信息在国企下放的重要性观点进行了实证检验。以往研究仅讨论市场经济下企业分散与本地信息的关系,至于国有企业的集中、下放的问题也仅限于激励措施与所有权方面。而这篇论文既补充了当地信息的重要作用,也提供了有关“战略制高点”的经验证据。其二,这篇文章也对国有企业改革方面作了补充。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国有企业私有化问题上,而下放的情况却更加得现实与普遍。在许多国家,地方政府在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讲座最后,李力行副教授从组织结构与信息成本的角度梳理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逻辑。他表示,产权改革可降低国有企业组织成本;向下级国资管理部门分权可降低信息不对称;放权给企业决策者可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压缩国企内部层级管理可提高信息传播效率。

 

 

评议阶段,董志勇表示,李力行副教授从经典文献入手,构建了简洁直观的理论模型,将国有企业下放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讲述得畅晓白。同时,李力行副教授就国有企业改革能否在大数据技术蓬勃发展的今天呈现新的逻辑与特征等问题一一作了回应。最后,张亚光副教授对本场讲座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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