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9日晚,亚博2020最新版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未名学者系列讲座”第六期,该系列讲座由兴全基金赞助,旨在展现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优秀青年学者的学术视野。第六讲由来自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的陆胤老师主讲,题目为“从‘记诵’到‘讲授’——近代中国的读书革命”,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刘云杉教授主持讲座,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夏晓虹教授担当评议。

 

讲座开始时,陆胤老师先对题目中的“读书革命”做了解题,他所关注的是在阅读史、教育史、书籍史三条线索交织下,近代中国知识传播方式的变革。作为“入话”,陆胤老师展示了两老照片,其一拍摄于1917-19年前后,是北京语言学校的一个课堂情景;而另一则摄于1890年前后,内容是“私塾”学童读书的景象。对比两照片,无论是老师与学生授受的方式、教学空间的安排、教学的设备工具,还是教学内容,都有着巨大的差异。在清末民初二十多年极短的时间里,千百年来吟诵经典的声音逐渐边缘化。在1909年传教士高温(John Macgowan)的记述里,私塾中的读书之声被描述为“叫喊式地念着他的课文”,另一位传教士明恩(A.H. Smith)则称其为“吼叫声”,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诵读法的讶异与谴责。

陆老师承认,其“读书革命”之说受到西方阅读史研究上的“阅读革命”说的影响,同时注意到古典学研究中关于“音读”和“默读”的讨论。在这些阅读史框架的启发下,陆老师尝试梳理中国自身的阅读行为变化的过程,却不希望为这些外来框架所。他指出,在中国上古时代,文本与音乐结合的方式不同,会造成不同的表现方式,随之产生了、诵、弦、歌、赋等行为。同样具有音节的吟咏,则有弦歌与赋诵的分别,“不歌而诵”可能是后世诵读的直接源头。但“读”字所指,又未必全是出声的讽诵。如《史记》诸表序中,常出现“史公读某某书”的字样,试校其所读对象,乃是谱牒、记录、年表等,衡以常识似难以出声诵之。陆老师据此分析早期历史中读法逐渐分化的过程,伴随着从口耳到竹帛,书面文本的逐渐写定,阅读有从听觉向视觉扩散的趋势。但在教育和文学的场合,诵读吟咏仍为重要的阅读形式,甚至在中古时代更带有了审美化的趋向。


主讲人陆胤老师

 

在接下来的议题中,陆胤老师将考察重点转移到教育史上,关注读书日程中的记诵,并将其放置在唐宋以降理学家到古文家关注教化的脉络中。科举的繁盛成就了记诵之学的流行,随之出现一整套的教育流程。理学家对针对科举的记诵词章有很多批评,但另一方面,也有如张载、朱熹等特别重视读书的一脉。张载《语录》中强调“书须成诵”,在反复记诵时,经文义理才能被随时领悟;朱子将读书成诵目为“道学第一义”。在陆老师看来,这里又牵扯出另一个书籍史变化的语境,即唐宋以来雕版印刷的兴起。读书人更易获得书本,读书因此呈现出“苟简”的势头。朱熹等的提倡熟读,也有要挽回这一趋势,回归上古口耳相传时代的精读、熟读的用意。

陆老师又举朱熹所撰《童蒙须知》的观点:在具有仪式感的读书过程中,熟读记诵被认为可以涵养人格,并能达到自解其义的效果。程端礼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则更进一步,将读经程序分为分段、句读、上新书、温旧书、记遍数等步骤,固然期望以此达到终身不忘的目的,而记诵这一行为本身,也被认为有收束放心的功效。

另有一种文学吟咏的传统,自中古流传至近世,中唐古文崛起后,诗赋骈文之外,散体的古文也成为吟咏的对象,而尤以清代桐城古文的“因声求气”之说最为显赫。在此,陆老师抛出一个问题,这样的成日高声诵读,是为了记忆温习还是审美体会?他认为古文家自有一套理论来统合两端,他们将“声”与“气”关系作了极为精微的辨别。更重要的是,从清中叶到民国,古文家一直用心于教育,因气求声的古文诵读论在教育史上留下了诸多痕迹,影响颇远。

直到清末,主流的蒙学教法仍是诵读。例如赵元任的早年回忆中,就充斥着记诵的声音。从赵元任的个案,陆老师梳理出诵读的层次。根据音乐性的强弱可以区分出读、背、、诵、吟、咏、弦、歌等;若以阅读对象区分,则经、史、古诗、近体诗、赋、骈文、古文,对应的读法又多有不同;如果根据读书功能,帮助记忆理解的背读更多作用在蒙学阶段,作为心性工夫的熟读则贯穿终身教育的过程,作为审美体验的吟诵也是伴随一生的习惯,释道经卷的唱诵则带有宗教神秘化的作用。陆老师强调,这些看似可以分析的功能,具体到某一个诵读的现场时,经常混同在一起,难以分梳。

 

主持人刘云杉教授

 

从阅读史和教育史两个角度,介绍完中国古典诵读的传统,陆胤老师重新把话题带回到晚清时期,重点则放在蒙学教育中“记诵”与“讲授”这两种知识形态的升降上。

清末成长起来的人,在回忆早年读书经历的时候,经常会突出一个问题,也就是所谓私塾教育只读不讲,只有记诵而没有讲解,“讲解”是特别的待遇,是需要向教师特别要求,或者要到比较高的程度才开始。这与朱熹所说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形成了对照。正是在晚清,随着西学东渐,对于读书、教育、知识的观念都有了新的认识。陆老师尝试追溯这种新认识的源头,指出从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什么知识最有价值》“What knowledge is of most worth?”一文的译介和流行,到梁启超在1897年发表的《变法通议·幼学》篇,一种观念的颠倒正在发生。梁启超以西方生理学话头来解释读书过程,提出“记性”与“悟性”的问题,认为西方教育强调了悟性,获得了科学的进展和国力的强化;中国的教育强调背诵和记性,反使儿童脑力阻塞,没有创造发明的能力。陆老师认为梁启超幼学论的资源,可能与《万国公报》等刊物上传教士的教育改革论有关。正是这种“外来”的眼光,把原本复杂而且多层次的传统读书生活,简化为“练记性”为特点的记诵之学。

陆老师指出,在“记性”和“悟性”对立的框架下,很快形成了中国重记诵,而西学重讲授的刻板印象,甚至影响到了许多旧学中人的言论。随着科举渐改渐废,新兴的学堂体制取代私塾。这对于诵读法是非常现实和残酷的打击。在陆老师看来,整个清末新学制颁布的过程中,都伴随着记诵与讲授的争论。纵向对比1901年《江楚会奏变法三折》、1902年壬寅学制的《钦定蒙学堂章程》、1904年初癸卯学制的《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三种文件,讲解、讲授几乎取代了背诵、诵读,可见梁启超借重生理学话语的幼学论,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了官方教育主导者的思维之中。

有了知识观念上的变化,更重要的则是怎么将这些原则落实为教学实践。陆老师收集并调查了部分清末随着教科书流行而出现的新型教授法书籍,为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材料。在晚清新学制颁布的前后,曾出现大量题为“教授法”的书籍,有的直接取自西洋、日本,有的则是中国塾师自道心得。学堂怎么来教学?在当时新学界,被认为是要从头学起的问题。即便是汉字汉文、经史子集,也要用新法讲授,在陆老师看来,这才是记诵传统所面临的最真切的挑战。

陆老师以1902年王立才编写的《初等国文教授》为例,通过教学空间的变化,课时制、分班制的进入,讲授具体流程的变化,向我们展示了新式教授法如何强调讲解的重要性以区分于传统的记诵之学,并将西方的分科方式引入中国学问的教育。更具理论性的五段教授法也在这一时期进入中国,这种分段注重安排每一节课的内容,使课堂教授有了貌似科学的流水线形式。五段教授法先在明治中后期的日本教育界流行,继而转手传入中国。日本教育学家将原本复杂的教育心理学内容简化、本土化,并且强调五段教授法是“公共之规则”,适用于一切内容一切学科的讲授。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最新国文教科书教授法》即系统贯彻了分段教授法,还规定教师在讲解时要用方言,切勿呆板诵文。诵读时代学童的读书声在新学堂中被教师讲授的方言、官话所取代。

不仅仅是初学读书识字,即便是最保守的经学教育也纳入了教授法。商务印书馆1907年出版的《经训教科书教授法》,就是用分段教授法讲解经书的范例。陆老师另行展示了两本披着经学教科书外貌的新学图书:《绘图四书速成新体读本》和《绘图四书便蒙课本》。在这两种“混搭”的晚清教科书中,儒家经典被挪用来宣传新知识、新名词、新思想。

输入教授法之外,清末新教育还引入了“文法”的概念,以有法可依的词性句法辨析取代以往“无法”的吟诵,应用于讲授的过程。这就引发了文法教科书的集中出现。无论“教授法”还是“文法”,都体现了晚清新知识人对于“法”的追求。他们觉得过去的读经、学文采用诵读,都是无意识的灌输,从记诵之学到讲授之学,就是从“无法”到“有法”,从个别特殊到公理公例的过程。

在讲座的论部分,陆老师将题目中的“革命”再做阐发,戏拟雷蒙·威廉斯“漫长的革命”之说,认为单纯地展示条缕明晰的情况转变是不够的,如若中国真有读书革命,那也必然是一场漫长的读书革命,中丰富的面向仍值得挖掘。诵读虽然式微,但它的部分功能,也被音乐、戏剧、朗诵等新口头形式继承下来。

在讲座的结尾,陆老师反思了自己的思路:一是对“读书革命”的理解,有着阅读史、书籍史、教育史三条不同的线索,有必要加以区分;二是中文里“读书”二字本就包含阅读、书籍、教育,有时候过分的分析又会破坏读书行为的整体,特别是教育对于阅读史和书籍史的变化,始终有一个缓冲和塑形的作用;其三是1890-1900年代“读书革命”的直接后果是1910年代的“文学革命”,前者为后者培养了发动者和接受者,所谓“新青年”都背负着“老童年”的阴影。


评议人夏晓虹教授

 

随后,夏晓虹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评议。首先她对讲座的背景做了一些补充,指出陆胤老师关心的中心问题是知识传播的方式在近代的改变,而“读书革命”的发生,则对应着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相对于此前学界对于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丰富研究,陆老师更关注阅读行为本身的改变。题目的切入口很小,却能以小见大,揭示出知识传授方法从理念到实践的改变。其次,夏老师认为陆胤的议题在阅读、书籍、教育三条线索之外,还有学术史和物质文化等面向上的考虑。而在诸多历史线索的交织中,讲者最关注的是教育,这也是他一切立论的出发点。这一研究的资料是破碎分散的,难度非常大。例如晚清教科书的资料,以往公私藏家都不重视,以致许多当年风行一时的名教材,甚难一睹全,遑论附教材而行、发行量更少的教学法,更需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来搜集整理。

夏老师也就陆胤老师讲座中三个未完的话题,做了进一步的讨论。一是诵读的阅读方式和文献种类有莫大关系。可供诵读的文本多为相当于现代所谓“人文学”的书籍。取法西方后,新式课堂在教育科目的设定上已经大大压缩了文史之学的课时。另一方面,如算学、格致、天文、地理等,一部分以往属于专家之学的知识进入小学课本,成为人生必备的常识;其中很多内容,如公式、法则等则是没有办法诵读的,可见学校科目的改变也会对读书方式产生很大的影响。二是教材的变化影响诵读的实行。受到西学影响,新的教育理念产生,近代儿童开蒙不再是《三字经》、《千字文》之类,而更多是从单字教授开始不断推进。比如南洋公学的《新订蒙学课本》,第一课是“天地、日月、山水”六个汉字;最后一课是书信体的文字,也不适合诵读。最后一个话题,是关于诵读应用的场合和学程阶段。在不同的学习阶段,诵读未必一直是常规的阅读和学习手段。夏老师提醒注意,默诵、讲解和强调悟性的观念等,在传统中国业已存在,不过是在近代被重新发现并归入新的教育理念之中,成为新教法的代表。此中观念和事实的参差,需要进一步的分梳,才不会因为童蒙诵读的回忆而压抑了其他普遍存在的读书方式。

在提问讨论环节,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听众提出了自己的问题,陆胤老师也一一做出解答或补充。关于中国古代讲授、“讲学”传统是否对近代存在影响的问题,陆老师补充了古代书院会讲、讲学的史实。他认为传统讲学仍是在一个相对松散的教育制度中进行,和在近代缜密完整、制度化了的教育体制中的讲授有所不同,二者应用的学程阶段亦有所区别。另一个议题则是在近代知识与德性逐渐分离的趋势下,如何在新型讲授中安顿“古”的因素。陆老师回应表示对于晚清近代的研究,需要把概化的东西还原到社会语境中,梳理其中的趋势。最后一个问题来自教育学院的一位教授,她关注教育面向,希望主讲人详述“读书革命”这一概念在教育史上的意义。陆老师认为近代中国的教育变革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在制度、实践、书籍、阅读等各个层面都存在变化,而他所说的“读书革命”只是其中一个面向,的确需要进一步明确。在回应这些问题时,他也谈到近来流行的晚清阅读史研究,若只关注阅读对象和内容的变化,似无法与既有思想史研究(特别是西学东渐研究)有效地区分开来。教育史的角度和方法,是将阅读拉回具体语境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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