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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访学者论坛38】韩潮:严复与“权利”汉译的若干问题

发布时间:2018-04-03

2018年4月3日,文研院第四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四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教授、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韩潮作主题报告,题目为“严复与权利汉译的若干问题”。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访问教授杨建华、孙歌、赵刚、严志斌,访问学者张治、戴海斌、苏芃、孙正军、徐建委、高波参与讨论。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韩潮

1903年《群己权界论》出版之前,严复曾对“权利”译名提出异议。他认为,用“权利”二字强译西语中的“right”,“是以霸译王,于理想为害不细”。为此,严复曾经构想过两个替代性方案:一为“职”,二为同音的“直”。前者无法同西语中的“duty”区分开来,因而后者更为可取——“直”不仅兼有“职”之义,且与“right”的西语词源相近。

一般认为,严复的“以霸译王”一说,是“将西方一个具有正面意义的词翻译为一个带有负面意义的词”。而在韩潮教授看来,这种看法并不全面。严复对权利的正名,另一着眼之处在于“权利”的字面含义不能体现“right”在西方语境中“与生俱来”的意味。权利的字面含义“近于力征经营”,“本非其所固有者”。

韩潮教授表示,严复对权利译名的调整和修正体现了他对“natural right”观念的理解。这可通过四种语境相印证,即对话者语境、译学风气语境、西学语境、严复自身的思想转变语境。

从对话者的文本语境来看,严复针对的很可能就是《尊疑先生复简》的通信人梁启超。当时,梁启超受到日本学者浮田和民、加藤弘之等人的影响,对权利一词的使用往往取强权的解释,视“强权与自由权为一物”。同时梁启超还否认天赋人权的学说,“权也者,由人自求之,自得之,非天赋也”。

从译学风气语境来看,严复针对的是1900年开始兴起的、以《译书汇编》为代表的新译学群体,其中包括马君武先于严复出版的《自由原理》译本。这些译学群体的特征之一便是借助当时的日译本而非直接从西语翻译,因此,他们也往往带有同梁启超相似的问题。

从西学语境来看,19世纪是自然权利学说没落的世纪。边沁认为,自然权利是“高跷上的胡言乱语”。这一倾向同样体现在密尔的学说里。密尔承认个体权利的意义,但却否认权利的自然基础。事实上,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中国学界影响极大的两位西方思想家——密尔和耶林——都是自然权利学说的反对者。

而从严复自身的思想转变语境而论,从蔡元培开始到李泽厚,学界历来认为严复此前所采取的译名是《自由论》,其后改为《群己权界论》是其自身立场从激进转为保守的表征。

       严复的思想的确在这一时期发生转变,而他对当时学界视“强权与自由权为一物”、否定“natural right”的不满应是表现之一。他采取“直”的译名,更多是取其“正当”、“正确”之义。


不过,严复《群己权界论》汉译本并没有彻底贯彻他的方案,其中有不少地方保留了“权利”的译名。但严复的译名困境并不像某些学者指出的那样,“带有太多儒家道德形而上学的意味”。真正的困境在于,古汉语中的“直”大体近于“正当”、“正确”或“正义”,只代表一种客观的伦理准则,并不具有相对于某一人或某一主体而言的主观意涵。通过考察《群己权界论》汉译本,我们可以发现,严复改变了他之前视为“铁案不可动摇”的译名,在涉及“自主权”及“他人的权利”的地方均采用了妥协性的“权利”译名。这一现象表明,一旦退回到“直”的译名,就无法呈现出现代“right”观念中的主观意涵或自主性含义。

因此,严复的翻译困境不仅在于如何在汉语中重构一个中国传统从未有过的观念,还在于如何在汉语中呈现“right”在西方语境中发生的古今转义现象。若要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分别回溯到中国古代语言的相关词义构造问题及西方自然权利学说的中世纪起源说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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