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6日中午,本学期第五场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在静园二院10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学者张瀚墨以“传世文献和出土材料的结合能告诉我们什么:一个早期多幕叙事的例子及其解读”为主题展开演讲。文研院副院长杨弘博,访问教授高曼士、孙秀林、许宏,访问学者吕博、仇鹿鸣、袁一丹参与了讨论。

 

 

本报告可以看作是早些时候文研院访问教授许宏老师所作报告讨论的延续,试图通过对一个具体实例的剖析和解读,展示传世文献在解释出土材料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但报告同时也强调了传世文献形成和流传的复杂性,以及历史叙事的书写与图像艺术之间的复杂关系,提醒大家在研究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到这种复杂性,以避免对传世文献和出土材料任何一方的直接和生硬的套用。

大部分早期铜镜多没有出土背景,学界对有人物装饰的铜镜的解读往往流于随意,或是过重于依赖理论,即重构的社会、历史或宗教解释框架,而导致对铜镜装饰内容自身研究的弱化。报告从介绍寇岑(Lloyd Cotsen)先生的一面私人收藏的铜镜镜背的丝质装饰图画开始,通过擂鼓台西汉墓出土的一件漆奁上的装饰图案与蔻岑先生的这面丝质镜背图案的对比,并利用上海博物馆及其它博物馆藏铜镜镜铭,更重要的是相关传世文献叙事,不仅对铜镜内容作出了解读,并对铜镜及其丝质镜背的真伪作出了判断。

 

 

 

寇岑先生收藏的这面铜镜镜背的装饰图案由三个画面组成,相邻画面之间由树分开,装饰要素包括男女人物、树木和动物形象。因为没有文字说明作提示,所以很长时间以来没有人知道这三幅画面所代表的意思。

 

 

湖北襄阳擂鼓台西汉早期墓里发现的漆奁上的装饰一共由七幅画面组成,相邻画面之间也是由树木分开,装饰要素包括树、男女人物和长毛动物的形象。通过对比,人们不难发现,寇岑收藏铜镜镜背上的装饰图案与擂鼓台漆奁上的相关画面有着惊人的相似,可以说,寇岑铜镜丝背上的三幅图画就包含在擂鼓台漆奁装饰的七幅图画中。但是由于擂鼓台漆奁上的装饰图案也没有文字提示,此前无论是发掘报告还是后来的研究作品,都未能对漆奁装饰画上的内容作出正确解读。

 

 

帮助解读擂鼓台装饰画所表示的叙事的关键证据是一组被称作伍子胥主题的铜镜。这组为数不多的铜镜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铜镜镜铭透露出这组铜镜镜背装饰所表达的是吴越争霸故事中伍子胥向吴王夫差进谏的场景。伍子胥主题铜镜装饰中成对男女人物与擂鼓台漆奁上相关装饰画面的相似性,帮助我们确认漆奁装饰所表达的正是吴越争霸的故事;而像《越绝书》和《吴越春秋》这样的传世文献,又进一步不但帮助我们识别出擂鼓台漆奁装饰中成对男女的身份,而且告诉我们,擂鼓台漆奁装饰所表达的,正是越国使用美人计瓦解夫差斗志以达灭吴目的的故事。

 

张瀚墨副教授

 

吴越争霸故事的艺术表现形式过去最早追溯到东汉末年,其证据就是为数不多的几面伍子胥主题装饰铜镜。但擂鼓台漆奁装饰的解读将此类故事的艺术形式表达进一步向上追溯到西汉早期,比先前认为的提早了几百年。而且,越国对夫差施展美人计故事的主角西施和郑旦的艺术塑造,无论从图像还是从文本的角度看,也比过去所认为的要早得多。由于目前还没有西汉早期已经形成关于西施、郑旦的文学叙事的证据,我们对过去所强调的文本对图像艺术的单向影响的观点必须要进行反思。除了有口头流传的吴越争霸故事对艺术创作的可能影响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艺术形式(比如绘画)对故事书写的影响;也就是说,书写与艺术的影响关系是双向、而不是单向的。

由于擂鼓台漆奁上的七幅图画共同表达了吴越争霸故事中与越国对吴王夫差施展美人计的故事,有确定的人物、清晰的情节、可辨认的高潮以及明星的叙事逻辑,我们可以肯定地认为这是西汉早期一种利用多幅画面讲述一个特定故事的艺术表达形式。这就推翻了艺术史界普遍接受的中国美术在汉代以及汉代之前不存在多幅叙事画面的论断。

 

杨弘博副院长(左)和张瀚墨副教授(右)

 

另外,通过对寇岑铜镜镜背装饰构图的分析,通过这种构图和擂鼓台漆奁装饰图画叙事逻辑的比较,我们还发现,寇岑藏镜的丝质镜背上的装饰是对擂鼓台漆奁装饰局部的现代模仿,因此从物质材料是讲属于现代伪造作品,这一点也得到了实验室数据的证明。

在报告之后,各位学者对汉代丝绸来源、铜镜图画与吴子胥故事关联、铜镜的读者问题、吴子胥故事的版本变化与情节的增长、汉代图画与敦煌口传文本传统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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