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28日下午,本学期第四场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来自香港教育学院的文研院访问教授陈国球以“陈世骧与‘抒情传统’论”为主题展开演讲。文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文研院访问教授许宏、高曼士、孙秀林,访问学者吕博、袁一丹、张瀚墨参与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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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球教授首先指出,“抒情传统”在台湾是一种非常正统的文学理论概念,谈及中国文学时,始终绕不过“抒情传统”论。这个在海外与港台对中国文学研究有深远影响的“抒情传统”之说,首揭于旅美学人陈世骧(1912-1971)的论述,而以他在1971年离世前发表的宣言为标志——“中国文学传统从整体而言就是一个抒情传统”(Chinese literary tradition asa whole is a lyrical tradition)。本次演讲的内容主要围绕陈世骧关于“抒情传统”论的文学研究轨迹展开。

陈世骧,字子龙,号石湘,河北省滦县人,长期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文学系任教,主讲中国古典文学。陈世骧对港台学术的影响始于1958年,是年5-6月,陈世骧到台湾大学进行了一系列演讲,包括《时间与节律在中国诗中之示意作用》、《试论中国诗原始观念之形成》、《中国诗之分析与鉴赏示例》、《宋代文艺思想之一班》等。在《中国诗之分析与鉴赏示例》中,陈世骧用一万两千字去讨论杜甫仅二十言的《八阵图》,有人认为是古典文学“新批评”传入台湾的最早实践之一。在文中陈世骧还提出了一种与西方悲剧有别的“静态悲剧”概念。

陈世骧的《OnChinese Lyrical Tradition》(《中国的抒情传统》)出版于1971年,是陈世骧最后、最重要的作品,中译删订版收入他的弟子杨牧所编的《陈世骧文存》,传诵至今。在这篇文章中,陈世骧直面了一个中国文学研究史上的谜题:中国为什么没有西方的史诗和悲剧?陈世骧指出,中国文学的荣耀别有所在——在其抒情诗。后来普林斯顿大学的高友工(1929-2017)再有赓续,创为“抒情美典”说,在《Chinese Lyric Aesthetics》(1985)、《试论中国艺术精神》(1986)、《中国文化史中的抒情传统》(2002)等论文中加以发挥,进一步影响了港台许多当代学者的中国文学观。此外,“抒情传统”论还以进入大学课程的方式(如台湾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得以流播。

事实上,陈世骧在三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界,是一位活跃的参与者。1936年,陈世骧与北京大学的老师艾克敦(Harold Acton)联合英译《中国现代诗选》;此段时间,陈世骧参加过朱光潜的“读诗会”,包括沈从文、梁宗岱、冯至、废名、朱自清、俞平伯、周作人等;此外,陈世骧与“汉园三友”卞之琳、李广田、何其芳是先后同学,与林庚是友。陈国球教授指出,陈世骧这一“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活跃参与者”的身份,与他之后在美国的“华裔汉学家”身份如何联系起来,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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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球教授

 

陈世骧1935年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对于诗刊的意见》,这是他在文学理论方面的早期论述。陈世骧在这篇文章中指出,诗人所使用的语言与平常语言不同,这种语言是我们所“理想”的,能够“代表我们灵魂上的感觉与情绪”的语言,而对这种语言的要求,“绝不只是它在字典上的意义和表面上的音韵铿锵,而是它在音调、色彩、传神、象形与所表现的构思绝对和谐”。 

随后,陈国球教授以时间为脉络简要回顾了陈世骧自1942年起的一系列著述,展现了陈世骧的文学研究轨迹逐渐走向“抒情传统”之路的过程。其中较为重要的有:《A Poet in Our War Time》(1942)以卞之琳抗战时期的《慰劳信集》为研究对象,陈世骧讨论了卞之琳从个人主义到面向人民大众的诗风转身,特别注意到卞之琳“别具的魅力与感应能力”(inborn poetic charm and sensibility);《Literatureas Light Against Darkness》(1948)为陆机《文赋》系年(永康元年,张华被杀,此年陆机文学创作“大爆发”),陈世骧提出“文学是光,对抗黑暗”的创见性理论,认为《文赋》不是纯文学的技艺讨论,而是“the contemplation of creation at a sublimehour of detachment from the world’s chaos and gloom”;《探求中国文学批评的起源》(1951)中,陈世骧从文字学的角度切入,指出《诗经》中“诗”字的出现代表了中国文学批评观念的诞生,而之后“情志”的出现则代表了现代意义的文学批评;《中国文学的文化本质》(1953)则提出了中国文学的五项特征——资源与灵感多来自民间、诸神英雄被转化为圣人贤君、重“文”轻“武”、离不开人本或自然的领域、语言易与音乐、美术等其他艺术相通。而更清晰显示陈世骧“抒情传统”论的是《中国诗字之原始观念试论》(1961)、《Shih-ching: Its Generic Significance》(1969/1970)与《On Chinese Lyrical Tradition》(1971)这三篇文章。

 陈世骧先生的文学研究轨迹,体现出他逐渐步向“抒情传统”论述的过程;而研究陈世骧先生的学思之旅对于文学史以及文化史,也具有非凡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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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球教授(左)与渠敬东常务副院长(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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