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21日下午,本学期第三场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教授、比利时鲁汶大学工程学院建筑学部的托马斯·高曼士(Thomas Coomans)教授以“中式基督教风格:中国建筑本土化的主要工具”为主题展开演讲。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文研院访问教授陈国球,访问学者张瀚墨、袁一丹、童岭、吕博参与了讨论。

 

比利时鲁汶大学工程学院建筑学部托马斯·高曼士教授

 

高曼士教授基于文献研究与现场踏查两个方面,长期致力于1949年之前中国基督教建筑的研究。对于当时的传教士而言,他们需要迎合中国人的喜好,为教堂选择一种恰当的建筑风格。这些教堂的建造者们既可以从丰富的西方风格库中选择诸如哥特、巴洛克、古典主义、折衷主义等明确的参照,也可以选择在建筑类型、建造技术和装饰等方面杂揉中国与西方的风格。本次交流会上,高曼士教授通过丰富的图片资料展示了一些“中式基督教风格”(Sino-Christian Style)的代表性建筑,指出其建筑风格和特征,并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

高曼士教授指出,1912年民国成立后,中华民族逐渐建立起身份认同,而天主教廷也被迫妥协其“普世标准”以适应本土化的要求。那么,天主教廷是为何、何时以及如何做出决定放弃西方建筑的范式(尤其是哥特风格),而选择了一种基于“中式基督教”的教堂设计风格作为本土化的范例?



一、历史背景:晚清时期的中国教堂

传教士们于17—18世纪在中国建造的建筑极少还有遗存,如17世纪早期建造的澳门圣保罗大教堂一直留存到 1835 年,直到一场大火摧毁了整座建筑,仅剩那片著名的巴洛克风格立面。这些条约口岸的教堂存在的首要要义,是明示西方信仰者以及外国势力的存在;在当时的城市中,中国的基督教信仰者人数十分有限,而教堂建筑的特定风格,则表达了不同殖民集团的民族及宗教认同。 

中国最古老的哥特教堂是建于1844至1850年的香港岛圣约翰座堂,其英国式哥特风格明确表达了其隶属新教圣公会的身份。1848至1853年,上海的法国耶稣会士建造了圣方济各·沙勿略堂(董家渡天主堂),该堂采用了代表法国天主教派的法国古典主义风格。然而在1860年代,法国天主教派又改奉哥特范式,如1863至1888年建造的广州圣心大教堂,严格模仿巴黎圣克萝蒂尔德教堂而建,而后者为哥特复兴式建筑的典型代表。与中国传统建筑不同,这种带有两座高高的尖塔、垂直的线条以及全石结构的哥特风格,突显了外来基督徒与中国民众之间的对立。

1900 年以前,除位于外国租借地内的教堂外,中国其他地方的教堂大都更为温和,多采用当地的建筑材料及建造技术,是传教士与中国皈依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一些传教士甚至以亲力亲为的方式去体悟中国文化。有的传教士临摹西方建筑元素及家具,并交予当地工匠制作实物,使得本地建筑传统与传教士言传身授发生杂交,从而繁衍出丰富多彩的原生教堂形式。但许多这类教堂都在反基督教的起义中被摧毁,或者日后被更大规模的教堂所取代。至今仍存的,如建造于1874至1876年的贵阳北天主堂(圣若瑟堂),就有着一副石造哥特式墙壁与中式木架结构、宝塔式钟楼的迷人混血面孔。

 

贵阳北天主堂

 

《辛丑条约》签订之后,西方风格教堂的建造得到支持,尤其是那些为了彰显传教团体身份认同的各国哥特式变体建筑。这些教堂中,最富声望的是建于1906至1911年的上海徐家汇圣依纳爵主教座堂。而对于在内蒙古等偏远地区重建教堂而言,所必需的条件是:建造计划、一名建筑师及能够切割石材、立起拱券及穹顶、用砖砌筑地基及墙体、并能组装西式屋顶构件的当地工匠。比利时传教士和羹柏(Alphonse De Moerloose)曾在比利时学习建筑,奉行“哥特式是所有教堂的唯一普适风格”的信念,他在内蒙古的平原及山地中以一种普适开化者的角度散布比利时哥特风格,但这种哥特建筑很少采取与恶劣气候相适应的改变。如果它本身并非由经受传教士训练的当地工人建造实现,或可被定义为“建筑的整体出口”,然而事实却是:它更应被视为一种技术的传播。


二、1920年代早期:走向中国式基督教建筑 

1911年清王朝的灭亡及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推动中国社会艰难地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并且,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改变了西方国家(包括其殖民地及在华租借地)之间的关系。同时,传教士团体也并未脱离于这些国际紧张局势所带来的政治、宗教及国家利益纠葛。 

1912年,罗马教廷设立天津教区宗座代牧职位,并将其授予法国遣使会。天津天主教西开总教堂于1917年建成,坐落于法租界之外,但法国单方面提出其周边地段同属法国资产。这使得中国人自然将天主教会与西方帝国主义,特别是法国帝国主义相联结。自1910年代中期起,新文化运动所燃起的民族主义排外情绪必然会造成对不同基督教宗派传教活动的反感。而新教徒们明显在建筑的本土文化适应方面更进一步,如建于1907年的北京圣公会教堂以及一些早期的大学校园建筑所表现出的建筑风格。

一战后,天主教廷认识到了西方殖民模式会对传福音于人民的行动产生反作用,于是“本土化”运动应运而生。而中国社会本身及基督教教堂均面临着政乱以及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使得本土化运动别具挑战。然而不论是本土化还是现代性,都将在年轻的共和国及罗马教廷的艺术及建筑上留下影响。

1922年,罗马教皇派大主教刚恒毅(Celso Costantini)来华任宗座代表,同时怀有落实教会本土化政策的任务,对“中国式基督教”建筑、艺术及家具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认为,西方的风格,尤其是哥特式,与中国本土是极其不协调的。刚恒毅曾指出:“西方艺术在中国可以等同于风格上的错误。......因此在这个国家引进欧洲的罗马和哥特风格是一种失策。......我们必须懂得如何才能深入到中国建筑的灵魂中,并为其注入新的基督教生命。……建造一座建筑,使其既能够满足神圣仪式的需要,同时也能够拥有一种高等级的精神层面上的美。我们需要一位有能力的艺术家。天意将会指出这个人的所在。”

刚恒毅希望的是,能够将创造中式基督教风格的重任托付给中国艺术家,因为只有本土的艺术家才能表达出深层次的中国灵魂,而西方人只能炮制出肤浅的仿中式建筑和艺术。但他所面临的问题是,当时并没有一位这样的中国天主教艺术家或建筑师。 


三、中国式基督教风格的创造者:葛利斯 

葛利斯(Adelbert Gresnigt)神父受刚恒毅邀请来华,并承担起“创造中式基督教设计”的任务。葛利斯自1927年3月至1932年1月,于中国生活近5年。在1931年,葛利斯完成了自己对中国建筑的理论性思考,他不仅揭示了过度的现代化及西方影响带来的种种危险,还认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应以基督教为源泉而获得生机。

刚恒毅委托葛利斯设计四大教育建筑:开封及香港的天主教教区总修院、宣化若瑟总修院、北京辅仁大学。这项任务所带来的问题已经不只是风格的选择,还包含了功能设计、有限预算及坚固结构等诸多课题。

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在当时已经设计、建造了几所形式上具有中国文艺复兴精神的大学,如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以及北京的燕京大学,它们均以紫禁城等中国宫殿建筑为模型,具有被各自独立的大殿所环绕的一系列院落空间。但这种美丽的建筑维护起来相当昂贵,且在华北地区的寒冬中很难供暖。葛利斯则选择了中国建筑的另外一种原型——长城及带有钟鼓楼的城墙,将这种东方原型与西方修道院的封闭式内庭围廊相嫁接,并用理性的空间布置及钢筋混凝土结构来组织。

葛利斯在中国生活的在这段时间里,专注于刚恒毅的伟大本土文化适应计划——辅仁大学。辅仁大学建筑的平面布置非常理性,被一个礼堂分割为两个对称中庭的巨大矩形,由四组带有教室、可容纳400名学生的宿舍的翼楼围合;位于四角的高塔楼,由收集自北京城墙废墟的城砖包砌。这所大学至今仍为前海西区的标志性城市景观,表达了辅仁大学本身所包涵的诸多特质,与北京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乃至中国第一代建筑师设计建造的其他教育建筑风格迥异。

 

北京辅仁大学旧址

 


四、推广中国式基督教风格的进一步尝试 

1930年代之后,中国内部环境愈加动荡。比利时传教士米化中(Jozef Michiels)于1930—1933年建造的河北五号村教堂及河北安国天主教堂,都被视为中国式基督教建筑的代表。瑞士马利诺兄弟会的雅问道(Albert Staubli)也在广东设计了几座引人注目的中国式教堂。这种建筑风格最终与代表西方范式的哥特风格、以及基于1919年教皇通谕精神而产生的传教士意识形态彻底背道而驰。

但这些本土文化适应运动确实在礼拜家具及图像上得到了发展。一些比利时传教士创作了卓越的作品,如方希圣(Mon Van Genechten)的绘画作品、甘保真(Jozef Raskin)的家具设计以及葛叶德(Leo Van Dijk)于1927年为中国基督徒们设计的一系列教义问答手册。一名陈姓中国画家于1932年信奉基督教并改名陈路加(又名陈缘督,  Lucas Chen Yuandu),并运用深刻的中国精神及诗意来表达基督教的图像含义,还用中国人的面孔来表现圣经中的人物,后来在1930年代任辅仁大学美术系系主任。

 

Jeremy Clarke: The Virgin Mary and Catholic Identities in Chinese History, HKU Press, 2013  

 

然而,这些“建筑本土化”的尝试,一方面,受到许多怀念法国领地保护制度的传教士们的联合抵制;另一方面,为防止造成身份认同混乱的“中国式基督教风格”的反对者们,则希望建造带有钟塔及尖拱的基督教堂。而除了亨利·墨菲的“适应性建筑”,抑或是1930—1937年普利普-缪勒(Johannes Prip-Møller)在香港沙田道风山的实验之外,关于此时期新教团体中对于中国风格建筑的争论,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话题。

高曼士教授发言之后,与会学者就中国基督教建筑中的人对其建筑风格的认识及参与度、国内外高校的建筑风格等话题展开讨论。会议结束后,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为高曼士教授颁发了文研院访问教授聘书。

 

更多详情可参见:

高曼士:《从西式基督教风格到中式基督教风格:作为在华本土化文化适应手段的建筑,1919—1939》, 收录于贾珺:《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北京, 2016.

高曼士、 徐怡涛:《舶来与本土——1926年法国传教士所撰中国北方教堂营造之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 北京,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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