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2日下午,由亚博2020最新版(以下简称“文研院”)主办的“北大文研论坛”第三十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二楼会议室举行。论坛以“大革命时期陕西革命运动之特殊性”为主题。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教授担任引言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奇生教授主持论坛;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李零教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唐晓峰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应星教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章百家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罗敏副研究员、李志毓助理研究员,文研院访问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徐晓宏助理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徐进博士参与讨论。

周锡瑞教授认为,从新文化运动时期到大革命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如方德万《从朋友到同事》一书的标题,共进社首先便是朋友之间的结合,注重友谊和感情方面的联系,以好友为同志。这种“朋友—同志”关系,也是理解陕北革命起源的一种线索。陕西到北京求学的学生往往举行聚会,而聚会的场所则逐渐成为共进社的总部,并印刷发放了许多进步杂志。陕西当地的学生在关注新文化之外,也关心自己家乡的状况。早在共进会之前就有了《秦劫痛话》。学生们提倡民主的态度、科学的精神、进步的人生观,在他们眼里,陕西的形象尤其守旧,特别是同沿海的大城市相比,这使学生们提出了发展陕西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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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周锡瑞教授

 

除此之外,学生们提出了地方自治的设想,主张陕西人自己治理陕西。共进社的成员向来反对陕西当地横行的土匪和军阀,一度发动了“驱刘运动”,反对军阀刘镇华。共进社早期继承了儒家思想中重文轻武的成分,后期也展现了反对军国主义、反对军阀当政的时代特点。当时社会曾一度出现对军阀、土匪等“有枪阶级”的批评,和他们相对的是无枪阶级。在陕西话里,“无枪”和“无产”相接近,但当时知识分子对“阶级”这个概念事实上一知半解,大都从政治势力的角度进行解释。对“阶级斗争”的讨论很常见,但并非马克思所提的阶级斗争,也没有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辩证角度加以解释。

陕西当地的共产党往往是从共进社发展起来的,甚至当时还出现了“大共”、“小共”之分:前者是共产党,后者是共进社。20年代,北京、天津、武汉、上海等地的学生陆续回到陕西,他们大多不愿参政,而是到学校中任教,这也是共产党早期由学校开展的原因。周锡瑞教授强调,大革命时期学校往往成为共产党活动的重要场所,特别是那些领导相对开明的学校。但也并非所有学校都发展出了共产党势力。陕西共产党呈现小范围内集中的倾向,发展出了三大势力中心:渭南滑县、陕西中部、陕西中北部的榆林。滑县是陕西共青团的第一个据点;榆林中学和绥德第四师范都在当地培养了许多党员,建立起党组织。

周锡瑞教授认为,陕西的革命高潮,是从冯玉祥回到陕西开始的。中共在陕西得到发展的同时,国民党的体制也在苏联的影响和帮助下得以建立。陕西当地效仿广东成立了中山军事学校并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前者的校长和政治指导员大多为中共党员;后者仿照毛泽东的模式,培养学生下乡,组织建立农民协会,发动农民的力量。不过从共产党的角度来看,尽管他们在国民党的体制中占有相当的地位,不过势力仍然相当薄弱。中共在当时的问题有二,一是脱离群众,吸收的大多都是国民党系统里的知识分子;二是依靠冯玉祥的庇护。冯玉祥变派之后,并没有直接对共产党实行武力镇压,而是礼送出境,让他们离开陕西转入地下活动。这一清党过程,与其他地方完全不同,陕甘宁边区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国民党军队中亲共派的保护。

周锡瑞教授强调,中共这一时期的活动对日后的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农民运动最初围绕学校发展,后来党中央和陕西省委都反对游击活动,建议到有党组织基础的地区活动,1928年发动的渭华起义同样有这样的考虑。这一时期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旗帜下联合农工的政策卓有成效,和抗战时期的统一战线一样,它们的成功对日后中共的发展壮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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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奇生教授

 

王奇生教授指出,传统的大革命史研究,往往是一种“失败史观”的研究,集中探讨革命为什么会失败、失败的责任归谁等问题。但回顾中共早期,从同乡、同学最终发展成为同志,这种从个人之间的友谊与联系扩展而出的同志关系,是中共早期发展的常见现象。地方上的武装势力也是各方寻求支持和拉拢的对象,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历来诟病的右倾机会主义,在中共早期反而成为推动和维系其发展的重要因素。

章百家教授认为,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在于,外部的挤压和西方思想的传入培养了一批接受过旧式教育又有相当政治敏感的知识分子,而这些知识分子在革命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事实上,五四运动也正是在中国传统力量与西方新思潮强烈碰撞之中产生的,并成为知识分子发挥影响的生动展现。其次,白话文和日本引进的新词汇,在宣传革命理念、促进革命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翻译过程中词汇的使用,也反映了当时的思想与心境。另外,在辛亥革命时期进步的军阀,当他们独霸一方之后受到复杂利益关系的纠缠,呈现出一种“两面性”。这诚如费正清所说,中国在任何一个点上都是新和旧的混合物。但大革命时期的独特经验,使中共一度超越了国民党。其中政治宣传、工农运动、政治思想工作和地下工作经验,都得益于这一时期的积累。

唐晓峰教授主张从地理因素和基层互动两个方面展开探讨。周锡瑞教授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中认为三省交界之处往往会产生土匪或暴动,但陕西并非如此,最先爆发革命的地区大多是当时相对富裕的地带。革命同基层社会的联系也是陕西的另一特点。刘志丹同当地民团的联系,使其认识到边区反而有利于当地的生存。

李志毓助理研究员指出,大革命时期知识分子发挥了重大作用,革命的最初形式就是青年学生运动。陕西知识分子运动的特点尤为明显,但知识分子并非不重视工农,受现实条件的制约,当地没有现代工业,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往往是手工匠和脚夫。相反,学校在共进社的影响下却成为运动的沃土,教育系统的官员往往同情、支持或本身就是共产党。罗敏副研究员认为,陕西学者往往不会去考虑陕西革命自身的特殊性及地方性问题。大革命时期的陕甘宁,除了存在知识分子间的联系外,共产党组织也建立了军事网络。陕西的特殊性在某种程度上也暗含了日后中共革命的共性。

徐进博士对比了湖北新军和北方革命的不同作用,认为陕北早期的状况和井冈山颇为相似。当地缺少革命朝向纵深方向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决策部署方面,杜衡同毛泽东相差甚远,缺乏实战经验。另外,中国传统社会的会党势力也造成组织的摇摆,地方势力、朋党关系同党的利益之间存在张力,如何塑造新的认同始终是困扰党的一大难题。徐晓宏助理教授认为,在地组织对公共政治的影响,为我们提供了审视全国革命状况的新视角。废除孔教和联省自治,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无不是地方精英在新的宪政框架下寻找自身位置与参与公共政治的新尝试。共产党通过其渗透性与全国的公共政治相联系,试图建立起一种局部的“霸权”。

应星教授指出,学校是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发源地,但师范学校和普通学校所酝酿的不同的共产党网络,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另外,陕西革命有其自身的曲折性和复杂性。陕西曾一度是全国范围内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其发展历程屡经艰险、困难重重。地方上存在的独立武装势力,它们同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使我们不得不转而讨论党性与革命的关系。其中牵扯的利益斗争与政治安排,也需要我们认真辨析。李零教授指出,传统社会中士农工商的地位安排,从侧面解释了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以秀才和教书先生为代表的农村知识分子,既是地方社会的精英,又是革命的潜在力量。他再次强调了大革命时期陕西农村知识分子所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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