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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研讲座103

2018年11月1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零三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中国近代思想中的‘严复时刻’——比较政治思想史的考察”。台湾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兼主任萧高彦教授主讲,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强主持。本次讲座从比较政治思想史的角度分析中国近代思想中的“严复时刻”(约1895-1902年),探讨他如何以西方现代性为中国现代性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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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高彦教授

 

首先,萧高彦教授对讲座主题进行解释。“时刻”这一说法援引自约翰·波考克(J. G. A. Pocock)《马基雅维里时刻》一书。“马基雅维里时刻”有两重含义:一是指实际上的历史的时刻,即在中古时代后期及文艺复兴的早期,对于政治秩序如基督教神恩论和基于普通法(common law)的“传统支配”(马克斯·韦伯语)有了新的思考方式,马基雅维里等人以共和主义为典范,产生了理论上的突破;另一个广义的解读是指其代表问题本身,“在这个时刻可以看到共和政体要应付本身的时间局限性,它在不断出现的、理性无从知晓的事件之流中,试图维持道德和政治的稳定,而这些事件则被认为对一切稳定的世俗体系有着实质性的破坏作用。”

 

萧高彦教授使用“严复时刻”这一概念,时间定位在1895年到1902年。这段时间中,严复在中国知识界可谓是“西学第一人”,无人像他一样可以直接面对西方文本并对其进行翻译、分析和引申。但在1903年严复《群己权界论》出版之时,已有马君武所译《弥勒约翰自由言论》与张相文所译《万法精理》面世,《万法精理》甚至早于严复《法意》前三册的译介。整个中国知识界的信息来源更为复杂多元,严复的翻译慢慢变为众多声音中的一种。但“严复时刻”所带来的理论问题,实际上如同“马基雅维里时刻”一样,作为一种议题,对当时思考中西政治变迁的可能性产生持续影响,乃至在今日仍以不同面貌出现在我们思考的课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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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波考克《马基雅维里时刻》书影

 

根据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的总结,萧高彦教授简单介绍了1898年到1904年间西方经典在中国的翻译情况,其中严复译介有孟德斯鸠、穆勒及斯宾塞的著作。这些著作在这样一个时代被认为是代表西方政治文明的核心文本,对其翻译和阅读的意义必定与现在学术研究范式所要求的历史地解读文本原意有所不同,当时的意义更可能存在于实践领域当中。严复在这一时期认为传统中国“圣王之道”在新的世变下已经失效,必须以西学为本追求富强。后来的学者对这一时期的解读有很多,如张灏认为,1895年到1925年为近代中国思想的“转型时代”,传统思想在巨大的历史冲击之后,思想、价值、制度以及行为层次都产生了关键性转变;余英时将中国激进化历程的源头追溯至严复,自此在中国,西方思想和经典拥有了独立于中国价值系统之外的正当性理据;林毓生将严复发表于1895年的以中西对比二分法来探讨中国制度与文化的《论世变之亟》与《救亡决论》定为现代激进反传统主义的滥觞。

 

萧高彦教授认为,本杰明·史华兹(Benjamin I. Schwartz)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中探讨严复相关课题的问题意识。史华兹扬弃了费正清学派认为现代中国思想仅仅是对于西方挑战所产生之回应的观点,他着重于行动者本身的存在处境和价值选择。史华兹根本的价值判断是,严复对于国家富强的过度关切使他无法真正理解西方启蒙以来自由主义的真谛,反映在其翻译和论述中就成为了一种“工具性自由主义”。这样的诠释开启了“救亡压倒启蒙”的史观。

萧高彦教授指出,当今我们需要更加仔细审慎地面对史华兹的历史诠释,这一冷战自由主义史观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当时的政治理论,它不仅无法同情理解19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的理论努力,而且对西方启蒙主义到自由主义的思想史诠释都可能存在问题—18世纪到19世纪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本身就是附随着西方文明理论而来的,其本意就是追求国家富强。

 

萧高彦教授介绍,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1836年指出,“文明”在广义上意味着更加“幸福、高贵与智慧”(happier,nobler,wiser)的“进步”(advanced in the road to perfection),而穆勒在文章中要重点讨论的则是“文明”的狭义概念,即用以区别于野蛮或未开化(savages or barbarians)的“富有”与“强大”(wealthty and powerful)。可见,严复在《法意》案语中所言“英国以富而为强者”的说法并非是其在译介过程中因中国处境自行“发明”的,而是西方18世纪到19世纪受商业社会兴起的影响而自身发展出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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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

 

接下来,萧高彦教授重点介绍严复早期时论。严复在政治价值与制度层面提出了“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主张,1895年甲午战败后的几篇时论曾产生重大影响。严复着重指出,西洋是“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者也”,因之“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

 

在严复的早期论述中,有关“自由”的论述多于“民主”,因他认为“自由”是价值内核,而“民主”是政治制度。严复还探讨“自由”与“民主”的关系,他认为,“自由”是各尽天赋之能事,其结果也须自己承受;讨论“自由”之前要先讲平等;“合自主之权,于以治一群之事者”是为“民主”。严复在界定的同时引发了中西对比,如中国“重三纲”而西方“明平等”,产生了二元对立的概念化倾向——这在《辟韩》一文中得以集中体现。严复运用西方“民权论”(populism)或“君权民授论”,强调人民在其不能自治的时候才需要有君主,因而“君臣之伦”是不得已的,并非自然而成的。因此,不能成为“道之原”,认为“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

 

萧高彦教授特别指出,《辟韩》一文真正产生影响是在1897年4月12日刊载于梁启超、汪康年所编的《时务报》时。张之洞谓之“洪水猛兽”,随即屠仁守撰文批判严复。有趣的是,屠仁守言严复“弃君臣专事贾胡之事,变为民主之国”,而《辟韩》并未提及“民主”,说明屠仁守看过严复其他论述,是在对严复之“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进行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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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与外甥女何纫兰合影,1912年

 

接下来,萧高彦教授主要讨论《天演论》的相关问题。他认为,《天演论》是一个“层累”意义系统(源自顾颉刚“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若对其不同版本进行梳理我们可发现:最早的“味经本”乃1896年底翻译的初稿,底稿流出,未经授权;“手稿本”《赫胥黎治功天演论》于1897年5月至6月修订,恰逢屠仁守批判之时,这就构成了严复在翻译与修订中论述“圣贤之道”的重要语境线索;《天演论悬疏》于1897年12月到1898年2月在《国闻汇编》上部分刊载;“通行本”即慎始基斋本于1898年6月出版;往后十年间曾有三十多个版本出现。值得注意的是,1897年12月到1898年,严复在《天演论悬疏》最后一次修订中加上了大量斯宾塞主义的按语,并批评赫胥黎。

 

严复所译《天演论》的主旨是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斯宾塞。赫胥黎将“大自然的宇宙过程”(cosmic process)或“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与“人文化成世界”(state of Art)区别开,主张演化论中“物竞”和“天择”等机制是“宇宙过程”中无可逃脱的规律,但“人文世界”有所不同。继而,赫胥黎将“人文世界”的发展过程称之为“伦理过程”,在此过程中必须压抑人的“自营”,通过人际之间的“善相感通”(sympathy)和“以己效物”(mimic)来营造合作的社会,追求集体的幸福。

 

赫胥黎在论述中使用了“行政首长”和“园丁”的比喻,蕴含了斯宾塞演化论所缺乏的人类行动的能动性(human agency)观念。萧高彦教授认为,这两个比喻可以将西方政治哲学架构与中国“圣王之道”相连结,可以作为说服中国士大夫的修辞方式。因而,便可以据此反驳屠仁守对严复“贬圣贤以遵西洋之善治”的批评。这就回到了史华兹对《天演论》的批评。史华兹认为,严复所译《天演论》有一个极大的矛盾——赫胥黎的原文事实上是在抨击社会达尔文主义。吴汝纶在《天演论》序中就指出,西方以往“任天为治”,而赫胥黎“尽变故说”,认为“天不可独任,要贵以人持天”,最后“天行人治,同归天演”,他的理解完全符合赫胥黎的本意。萧高彦教授认为,严复于1898年加上的最后一批带有斯宾塞主义的案语是因为历史语境发生了变化。其时,“保国、保教、保种”被提出来,严复极力主张“保种”。但在赫胥黎的原文中,“保种”意味不够强烈,于是严复新增案语,试图找到赫胥黎在原文中否定但在斯宾塞处彰显的“竞种保种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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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接下来,萧高彦教授重点讲授《天演论》中的社会契约论问题。在《天演论》中,严复发展出了一套全新的政治论述,将西方富强之所本举为世变之际的新圣王之道,论证人民之“公治”的正当性,以说服中国士大夫阶层了解新时代运会之所趋。卷下论四《严意》中有“民既成群,必有群约”、“故其为约也,自立而自守之,自诺而自责之,此约之所言为公也”等关于社会契约论的论述。但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契约论不是演化论所需的,或者说演化论实际上是否定社会契约论的;并且,赫胥黎原著中没有这段文字,实为严复的增益。萧高彦教授认为,这是严复《天演论》中西方政治思想特别是社会契约论的来源。并且,社会契约的概念影响了赫胥黎和严复的自由观念。赫胥黎认为self-assertion(自营)就等于natural liberty(自然自由)。按照社会契约论的观点,进入ethical process(伦理过程)就要限制natural liberty(自然自由)。萧高彦教授认为,赫胥黎原著中的架构暗合于社会契约论,且与洛克、孟德斯鸠的自由论自成一系谱。由此,才有了严复“自然自由”与“社会自由”的区分,“群己权界”也才成为一个理论议题。

 

之后,萧高彦教授重点探讨社会契约论影响下严复之“圣王”与“民约”理论。萧高彦教授介绍了赫胥黎的另一个文本(ethical liberalism)。赫胥黎在该书中检讨了从霍布斯到洛克和穆勒的英国政治思想理论,采用洛克“政府的目的是人类的福利”一说并加以延伸。他认为,“全人类的福利是每个人都获得他能享有的所有幸福,同时无损于其同胞的幸福”,并主张在演化过程中政府虽不宜过度干涉,但仍应施行义务教育。这对严复之“民力、民智、民德”观点的生成产生重要影响。同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出“圣王”与“民约”之间紧张的辩证关系和理论循环,即假如需要有“力、智、德”三者俱佳的人民才能推举出贤能的圣君来完成人治,但人民之“力、智、德”又需要圣人治理的教化才能实现。萧高彦教授认为,在严复看来,圣人或明君具有政治能动性,并可作为明确的行动者,因而他在后来选择支持君主立宪是可以理解的。但观《辟韩》一文,早期的严复认为民众还不能自治,因而在中国寻找圣人是不得已而为之,给出的解决分方案是培养人民的“才、德、力”,当民众可以自治的时候就可以把权力交还给民众。

 

萧高彦教授指出,这里存在着一个明显的“Machia-velli on founding”的问题,无论是共和国或君主国,除非单一个人所建立,才有可能在根源时建立良好秩序,或在旧有秩序外得到完全的改革。重要的是,这个创建者不能为了自身而是帮助共善(common good),创建者的权力不能交给子嗣,之后也必须形成制度化,使秩序成为公民的共同志业而非依赖创建者个人之手。萧高彦教授介绍道,穆勒的内生改革论也可以作为《辟韩》中“新圣人”的一种理论参照。《论代议政府》中有言,由野蛮提升为文明的状态有“内生”与“外塑”两种路径。其中,“内生”路径指的是在野蛮时期的专制政府中产生“极为罕见但幸福的特例”,即有一位卓越天赋的君主在其长期统治中可以带领人们走向文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后被革命党人广泛运用,采取的是洛克式的革命观,这种解读和转化颇有意味。1902年,严复正式放弃社会契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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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赫胥黎治功天演论序》手稿

 

最后一部分,以严复翻译《法意》为例,萧高彦教授探讨“严复时刻”的消散。随着西方经典译介大潮出现,严复的译介成为众多声音中的一种。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将政体分公治(republic)、独治(monarchy)与专制(despotism)。严复在其译本《法意》中批评张相文在《万法精理》中将monarchy译为“立宪”,认为要避免误解为英美立宪政治,应将其译为“君主”或“独治”。对此,萧高彦教授指出,孟德斯鸠在这三大分类之外又在十一卷加上了“英国宪政”,即三权分立加代议政府。张相文将monarchy全部译为“立宪政治”,不是误译,而是一种“意识形态干预”(ideological intervention),希望读者在一开始就产生鲜明的关于立宪政治的印象。萧高彦教授特别提出,严复对“republic”翻译也颇有意味:起先所用的“公治”一词慢慢消失,而后越来越多用“民主”一词代之。严复虽然批评张相文“立宪”的译法,但并未完全摒弃,他不但运用“宪政”这个词,而且也不得不讨论时代所需的“立宪”,与张相文一样,他们都着力于在孟德斯鸠的论述中建构出“立宪”和“宪政”概念。严复对张相文的批评显示出其对“立宪”理解的超越性,他认为“立宪”不只是有“恒久之法度”,而且“必有其民权与君权分立并用”,这样立下的法“虽天子不可以不循也”,这实际上是对“立宪”的更为现代与精深的理解。

 

萧高彦教授指出,从语境主义来看,译本(text)是一种“介入”(intervention),张相文与严复都在以“介入”的方式,使得在那一时间点能够进行有关“立宪”的思考。对这些译本的诠释不应只聚焦在人们言说了什么,而更应关注言说作为行动的文本表现性也即潜在目的。虽然1902年时,严复不再是“旷野中的独一人”,所谓“严复时刻”在历史时间上消散,但严复《天演论》形塑了那一时期线性的时间意识、竞争的政治意识、新的德行与传统文化之关系、“圣王”与“民约”的辩证关系及文明阶段与决定论之超越等一系列问题。严复译介中论述的内容和结构等都足以将其称之为“严复时刻”,以至深刻影响着“五四”运动之前的思想脉络。

 

 

讲座最后,李强教授谈及《天演论》中“天择”与“人治”的理解。李强教授介绍,吴汝纶认为严复吸收斯宾塞理论为“天择”,吸收赫胥黎理论为“人治”,将二者结合来面对当时中国的问题。对此,李强教授指出,由于中英文语境不同,严复将斯宾塞与赫胥黎两者的争议认为是“天择”和“人治”的争议,并将赫胥黎之ethical翻译为“人治”,很有可能是承接了自荀子以来关于“天道”与“人道”的思想。从中国的思考方式来看,斯宾塞与赫胥黎的主张就变成人们可以认识到“天道”,继而中国人可以努力理解甚至赶上这样的“天道”。实际上,赫胥黎是从道德的角度进行谈论,并未涉及“人治”。另外,萧高彦教授将穆勒《论代议政府》作为严复讨论“圣王”与“民约”的思想来源。对此,李强教授认为,援引的依据似有待进一步考察。李强教授总结说,萧高彦教授开辟了重要的研究路径,其讨论的不仅是文本,而且是作为行动的文本,这样的研究方式对阐发近代思想启发颇丰。最后,萧高彦教授就严复相关问题与在场学生进行了热烈探讨,讲座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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