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11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八十七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两河流域文明起源的考古学研究”。文研院访问教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教授杨建华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颜海英主持。

 

主讲人杨建华教授

 

杨建华教授的学术领域横跨外国考古与中国考古,且一直从事两河流域史前考古的研究。在这次讲座中,她主要介绍了如何以考古学角度研究两河流域的文明起源。本次讲座分为五个部分:两河流域的地理和文明特点、从考古学研究文明起源的方法论、以考古学的发现阐释不同阶段的时空特征、以考古学的发现重构当时的社会结构以及文明发展的过程。

讲座伊始,杨建华教授首先指出,两河流域文明深刻地受到这一地区地理特点的影响。西亚的陶鲁斯山、卡麦尔山、扎格罗斯山构成了新月形地带,农业就起源于这些山脉的山麓地带,也称新月形沃土。两河流域位于西亚正中,处于高山的包围之间,南低北高,向波斯湾倾斜。作为五海之地,西亚历来是欧亚的交界之处——由此被暗藏了后来被反复争夺的伏笔,但也因为不同地域文化族群的来往密切率先迈过了文明的门槛。两河流域是冲击平原,除泥土外没有其他资源。所以,两河流域早王朝的文明特点深受泥土的影响,而文字书写的泥板、建筑所用的模制干砖也都来源于泥土。正因如此,后来的建筑往往建于原有的建筑之上。泥土建筑的反复坍塌和建筑的反复重建形成了两河文明遗址以土墩为特点的形态。

对于如何从考古发现研究文明起源,杨建华教授认为可分三步进行。首先,需要确认发现遗存的年代与地域特征,建立以考古学文化为单位的时空框架;其次,通过考古遗存所隐藏的历史信息重构当时的社会,比如可按照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社会要素看待考古遗存背后的历史意义;再次,通过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演变探讨社会变化的动因,即发展的过程(process)。

在讲座的第三部分,杨建华教授指出,基于考古学发现可将西亚和两河流域的史前时空框架分为三个阶段,即西亚农业起源阶段(公元前7000年)、两河流域农业村落发展阶段(公元前7000年-公元前5000年)、两河流域的城邦形成阶段(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000年)。西亚最早的农业起源于公元前9000年前的新月形沃土地带,然后逐次向外扩展,最终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达到英格兰半岛。所以,很多欧洲文明最早都可追溯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由此可见,柴尔德(Vere Gordon Childe)所说的农业革命其实是一个长达千年的漫长过程。

西亚农业起源分为三个阶段,即后旧石器时代、前陶新石器时代早期和晚期,以及有陶新石器阶段。后旧石器时代以纳吐夫文化为代表,这一时期,人类开始定居,并出现了成熟的细石器和骨制艺术品。随着气候变化和森林退却,人们进入了最早的农业阶段(即前陶新石器早期)。这时,只有部分食物来自农业,耶利哥遗址是其中的代表。该遗址发现有人工种植的小麦和大麦,也发现了城市和泥砖。随着气候边干,前陶新石器晚期的人们大多向北迁移,开始了真正的农业经济,并开始向有陶新石器时期过渡——恰他尔遗址是这一过渡期的代表。而自公元前7000年开始的有陶新石器时期,农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向周围地区传播。

 

耶利哥遗址

 

恰他尔遗址印章

 

在两河流域农业村落的发展阶段,出现了哈孙纳文化、萨马拉文化、哈夫拉文化三支彩陶文化。哈孙纳文化从公元前7100年到公元前6600年,包括原始哈孙纳文化及哈孙纳文化早晚两大阶段。萨马拉文化从公元前7000年延续至公元前6300年。这里发现有天然的灌溉渠道,并出现了原始灌溉农业;在建筑形态上,出现有内部功能齐全、联系密切的建筑单位;在建筑方法上,以模制泥砖代替泥块,还有量多质精的石容器;在陶器中出现了可能用于祭祀的礼器和文化陶塑。哈夫拉文化位于两河流域最北端,根据彩陶的纹饰和精美复杂程度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彩陶绘有大量写实的植物和动物,中期彩陶以细小和繁缛的几何纹为主,晚期彩陶由单一的红褐色变成红、褐、白三彩纹饰。

 

哈孙纳文化遗物

 

两河流域在城邦形成阶段先后经历了欧贝德文化时期和乌鲁克文化时期。欧贝德文化分为四期。第一、二期(公元前6500年-公元前5500年)主要分布在两河流域南部,其遗存分别见于埃利都遗址于哈吉•默哈穆德遗址。可以说,这两个时期既是该文化的定居与开发时代,也是文化主体的形成时期。第三、第四期(公元前5500年-公元前4000年)则统一了两河领域的南北方面。从欧贝德文化第三期开始,两河南部进入了文化繁荣和发达时期,这些成就主要体现在宗教建筑、陶器及其他用品的制造和墓葬方面。

乌鲁克文化时期(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3100年)是最早的国家-城邦的形成时期。与上一时期相比,该时期发生了更为巨大的变化,即城市革命。许多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聚集在同一地方,由此,地缘关系取代了血缘关系。此外,人们之间出现了专业的分工和社会等级,宗教性的神庙在继承了欧贝德文化特点基础上愈加复杂起来。神像的位置更加隐蔽,装饰更加奢华,外观也更壮观、雄伟。不仅如此,乌鲁克文化末期出现了象形文字,这一阶段因而被称为原始文字阶段。紧随其后的早王朝时期则正式迈进了城邦-帝国阶段。

 

乌鲁克遗址柱廊中镶嵌装饰的柱子

 

讲座的第四部分,杨建华教授从农业工具变化、农业储藏空间发展、制陶业生产复杂化、聚落形态的分化与重新组合、宗教建筑的扩大及新形建筑的出现、墓葬器物数量和质量的差异化等方面重构了当时社会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层面的发展和演进路径。

第五部分,杨建华教授概括了两河流域文明兴起的过程。从生产力的角度而言,两河流域冲击了平原的沃土和灌溉系统,保障了农业的大发展,由此提供了可以支配的资源。随之而来的是生产关系的复杂化,即支配资源的人的出现——富人墓葬便是一证。而上层建筑的发展则进一步巩固了支配资源的人的地位,比如宗教和神庙巩固了僧侣的资源支配地位。至此,杨建华教授表示,两河流域的农业、制陶业、冶金业、聚落形态、文化传播和宗教建筑在大多数时期都以各自的节奏渐进发展,直到乌鲁克文化时期才出现有整体化的一致变化。由此可见,两河流域走向文明的道路有非常与众不同的特征和特点。

讲座之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拱玉书教授发言。他认为,虽然我们已错过西亚考古发掘的年代,但杨建华教授向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即在已有考古学发现的基础上做解释和阐释性研究。最后,杨建华教授也同在场同学探讨了欧贝德文化向西北传播过程及其与哈拉夫文化融合的现象。她表示,文化传播并非是完全取代的过程,而是在特定地理环境条件下选择性吸收若干要素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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