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21日上午,“北大文讲座”第五十三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历史和时间性(History and Temporality)——中国社会科学的视野与话语”。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赵鼎新担任主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静担任主持,文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出席本场讲座。

 

主持人张静教授

 

历史叙事与结构叙事是人类两种基本的叙事方式。历史叙事关注时间维度中特定事件对社会进程的意义,结构叙事则从一个时间截面社会中人群的阶层、收入等社会结构特征的角度来解释社会现象。从事社会学的学者往往从结构的角度关注社会,而历史学家则从时间的维度看待历史。赵鼎新老师从事历史社会学的研究,一直致力于超越传统社会学的结构视角,将时间叙事的维度与之结合起来,找到历史叙事和结构叙事之间的关联。

讲座伊始,赵鼎新教授凭借自己在人生不同阶段对时间的不同感受提出这样的论断——通常人们所说的时间其实是一个社会化的时间,它往往被赋予了不同的理念和意义。时间观念的差异,潜在而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看待社会的角度。已有的社会科学研究,暗含了多种不同的时间观念,以及对时间和时间性的不同处理手法。赵鼎新教授认为,拥有异于西方社会科学的具有穿透力的时间观,很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科学掌握学术话语权的契机。

赵鼎新教授将西方社会科学中的时间观念概括为四种典型的态度。在对其进行批判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四种更可靠、更具有穿透力的时间观,并逐一展开论述与点评。

 

主讲人赵鼎新教授

 

1、西方社会科学中对时间的四种态度

第一种时间观是没有时间的横向历史比较,体现在那些受到科学控制变量实验影响的研究当中。这些研究的特点在于忽视了研究对象的历史积累,而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上对多个研究对象进行横向比较,代表人物有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彭慕兰等人。日本与中国为何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了路径分歧?为何在英国而非中国产生了工业资本主义?在讨论上述历史差异的原因时,他们对某一特定时期两个国家之间的异同进行比较,并将该时期的某些相异的要素作为后续发展差异化的原因。这种研究方法论的逻辑基础其实来自于英国逻辑学家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所发明的“穆勒五法”。这类研究饱受诟病的原因有二:首先,社会学比较没有办法做到像自然科学实验那样精确控制变量,存在着大量作者不愿看到却又无法控制的差别,故其所提出的差异因素未必就是产生不同结果的根本原因;其次,这类研究关注某个截面上的结构因素,忽视了其他与时间相关的因素对案例的影响,如行动者策略、误判以及重大转折点等。

第二种时间观是固定时间的纵向历史研究。这类研究的目的通常是为了指出某些在今天依然发挥重要作用的、历史上的文化因素。对历史中的某些固定特征来说,时间是“凝固的”。这类视角常见于政治文化研究当中,如白鲁恂(Lucian Pye)对中国政治发展中权威心理的文化心理分析、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对安源革命中传统文化作用的分析、国内的封建文化论等等。赵鼎新教授认为这类研究的问题有三:首先,传承或者保留下来的文化因素很多,但研究者为何只进行选择性选取;其次,人类今古之间的相似性,有多少是因为传承因素而非面对相似问题时进行的必然选择(如官僚制);再次,如果这种相似性来自于文化传统,它是如何传承下来的——毕竟文化不是基因,通常需要借助某些制度或者权力作为载体才能维系下来——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基督教教会与儒家的松散团体相比发挥了更为强大的传承作用。赵鼎新教授总结道,做研究不能抱有厚古薄今或厚今薄古的态度,否则会扭曲我们对于历史的理解。

第三种时间观是进步时间下的历史研究,包括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等。此类学者隐约抱有一种进步主义的道德假设,认为历史进程会引向一个美好的未来或者验证一个美好的世界理论。

第四种时间观是多元史观下的历史研究。这种观点认为历史不存在进步也没有目的,每一个历史都是它自身的历史。也就是说,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进步标准或者历史发展的目的,每个国家的历史都是按照自己逻辑在发展没有一个统一的进步标准或者历史发展的目的——当前这种历史观占据了西方的主流。持有这种史观的学者往往会强调意外事件、分水岭事件、历史人物、历史转折点等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多元史观在结构西方中心主义和各种进步史观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指导学者研究了各地域、各类型的历史。但这种历史观同样面临着研究碎片化所导致的盲人摸象式研究,易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面。此外,它还难以提供在没有规律的前提下进行历史研究的意义。

赵鼎新教授在此总结道,历史虽然没有终极目标,但还是有迹可循。他随后介绍了几种比较可靠的时间观。

 

 

2、四种较为可靠的时间观

首先是积累性发展时间。这种时间观认为历史是积累发展的,积累的方向就是历史的方向。在积累的过程中,经济竞争、军事竞争被视为两大驱动因素——它们不仅输赢准则清晰并且都能够促进社会的积累发展。经济竞争与军事竞争决定了历史积累发展的速度,形塑了历史的方向,促进了工具理性的发展。

其次是意识形态造就的多样性时间。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够成就多样的时间理解与其特点密切相关:首先,理性状态中的意识形态竞争与效率驱动的生产没有关系,无法促进历史的积累性发展;其次,理想状态下意识形态竞争是不同价值观的竞争,因此并没有清楚的输赢规则;再次,意识形态本身没有强制性。因此,人们对意识形态的选择总是基于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既不能强制统一,也无法决出高下,所以多元的意识形态必然可以造就一种多元的时间观念。

再次是中国本体的道家时间观和历史智慧。道家时间观的关键之处在于不断的转化和否定,历史有规律地处于不断转化之中;并没有螺旋发展的“否定之否定”,因此不存在一种终极目标与意义。赵鼎新教授认为,道家时间本体论很容易与社会机制研究结合发展为社会科学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是涵盖法则:任何性质的组织和思想越强大,削弱它的社会机制就会越重要,它体现了道家贵柔、谦下、知足、见微的准则。在现实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大量的案例:国家的持续强盛引发老龄化、利益集团固化、民众好逸恶劳等负面效应;一个成为社会主流的观念通常会因为过度实践与过度宣传走向谬误;一个占据学术市场的观念会因为追随者不遗余力地极致研究导致学术与经验偏离,反而为其他学术理论的出现铺平道路。上述这些案例揭示了一种正反馈的社会机制,将某种正确的观念放大后招致谬误。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社会观念当中,也存在于学术理论内,而且学术观念与社会观念的合流,更可能因为这种机制的存在带来严重的灾难。

上述三种时间观是能动的、灵活的,可以在研究中以不同方式进行组合并加以应用——组合的结果则是这三种观念所叠加的复合时间观——也就是第四种时间观。

赵鼎新教授在结语部分谈到,西方缺乏强大的史学传统,所以少有关于时间的哲学——即便是黑格尔也更多地强调基督教对时间观的影响。这种时间观的缺陷,深刻影响了西方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有的毫无时间观念,即使有也是缺乏智慧的僵化观念。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学东渐,西方的时间观也深入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时间观念。各种线性进步史观长期占据着主宰的地位,落后时鞭挞中国文化,发展时庆祝倡导传统。他最后强调,除了学术意义,道家的时间观还有更多的智慧意义,它能促使我们以更加平和的、非零和的心态看待世界。

在随后的讨论环节,赵鼎新教授也进一步深入地阐发了道家时间观和复合时间观。他认为,复合时间中的每种时间观念都在发挥作用,但并不存在特定的组合模式,若认为存在某种特定组合反而落入西方传统社会科学研究的窠臼之中。他还提到,人类是地域动物、经济动物、政治动物、意识形态动物的组合,人类的历史则是这四方面所对应的机制相互作用的复杂结果。西方社会科学界将这些机制进行简单化处理是没有智慧的表现。

时间是社会化的时间,没有人类就不会有时间。客观的时间虽然存在,但是人类所指的时间会赋予其不同的意义。错误的时间观扭曲了真实,障碍了智慧,掌握可靠的时间观则能够对社会、对历史有更加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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