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20日上午,作为文研周年系列活动的组成部分之一,“北大文研讲座”第五十一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与北大立校120 年:反思与前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担任主讲,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担任主持。

 

图为林毅夫教授

 

林毅夫教授首先引用历史经济学家的研究数据,分析了中国在关键历史节点中的经济规模:在182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中国的国际地位江河日下;戊戌变法时,中国的经济规模降到了大约11%;1949年,中国的经济规模进一步下滑到4.2%。虽然在建国之后,中国迎来了和平建设的时期,但是到改革开放之前,依旧原地踏步——1978年的经济规模只占4.9%。

随后,林毅夫教授又分析了改革开放之后的数据。从1978到201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为平均每年9.6%,对外贸易增长速度为平均每年14.8%。这样的高速增长可谓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2010年,中国变成世界第一大出口国。 2013年,中国贸易超过美国,变成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6年,人均收入达到8600美元,经济规模则达到了世界的18.6%。可以说,现在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改革开放并不是在任何学术思想的引领下取得的成绩,而是“摸着石头过河”。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计划经济如果向市场经济转型,必须一次性取消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对市场的各种干预,同时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而中国所实施的渐进、双轨制将会是最糟糕的方式。为此,林毅夫教授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从当时的主流观点来看,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是错误的,但为什么取得了连续38年的高速增长?第二,中国知识分子自近代以来一直抛头颅、洒热血,追求民族复兴,但是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却并不理想?第三,为什么和中国同期转型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遭遇了经济失败?

首先,林毅夫教授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他指出,在人类经济史上,快速发展是一个近代的现象。在18世纪以前,西方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翻倍大约需要1400年的时间;从18世纪到19世纪中叶,这个数字降到了70年;自19世纪中叶到现在,更是降低到了30年。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创新,促进了发达国家经济的加速发展,也使得国与国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而发展中国家若要发展经济,也必须通过技术革新、产业升级来实现。以经济学上的后发优势来看,发展中国家要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可以利用与发达国家间的技术、产业差距作为自己升级的来源。只有这样,风险和成本才得以降低——中国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实现了改革开放后经济的高速发展。

但相对于中国而言,后发优势自工业革命后便一直存在,但何以在1978年之前,中国与发达国家间的经济差距愈发拉大呢?林毅夫教授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认识的问题。中国在建国后的发展思路是“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发展与国防安全相关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体系。但是,相关技术难以从发达国家引进,中国不得不放弃后发优势的好处,转而寻求自主发明。此外,当时的中国资本短缺,而优先发展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生产所需成本更高——这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企业需要政府的保护补贴,而政府的价格干预、市场垄断等措施则最终导致了资源的错误配置。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并由此获得了竞争优势,促进了出口的不断增长。在此过程中,既积累了资本,也实现了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向,因而得以利用后发优势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至于第三个问题,林毅夫教授的观点是,中国之外的绝大多数转型中国家之所以经济失败,主要是由转型方式的不同导致。当时的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相似,大多都优先发展重工业,放弃了后发优势,经济发展缓慢。八、九十年代,这些国家也同中国一样在寻求经济的转型。当时的主流思想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干预太多,要转型便要同时取消种种干预。然而,政府的干预原本是为了保护那些违反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一旦取消,便会导致大规模的破产、失业,进而引起社会动荡。中国则选择了不被主流思想所看好的、渐进的转型方式——给予这些产业以转型期的保护补贴的同时,开放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进入;积极因势利导,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为原本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创造了改革的条件,从而维持了社会的稳定。

淮南为橘,淮北为枳。林毅夫教授继而总结道,目前来说,真正赶上发达国家水平的,正是在五、六十年代被认为遵循了“错误战略”的经济体,而照搬发达国家主流理论的发展中国家并未取得成功。主流理论不仅来自发达国家,也是总结其经验而得出的。而发展中国家的前提条件和发达国家不同,因此,中国要向高收入国家发展,解决挑战,不能简单照搬其经验。

 

图为林毅夫教授在讲座中

 

此外,林毅夫教授还回顾了北京大学的建校理念和发展历史。他指出,北大在1898年成立之始,便是为了引进先进的思想与学术,实现民族复兴。明年是北大建校120周年,回溯历史,可以说,北大师生一直秉持着“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北大的知识分子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为了寻求民族复兴,此心相通——二者实际上都抱着“西天取经”的心态。但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虽有启蒙价值,但并不能完全照搬。

最后,林毅夫教授提出两点倡议。一,北大的知识分子应该引领中国的知识分子,超越“西天取经”阶段,回归本土的理论创新。这并不意味着闭门造车,而是要意识到,西方主流理论是以自己的历史背景作为前提的。任何社会科学的理论都是地区性的,时代性的。二,因行得知,用知践行,唯成证知,知成一体。只有总结自身经验的理论才能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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