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14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四十二期第二场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红楼梦》与文学研究中的索隐传统”。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黄一农担任主讲,北京大学中文系刘勇强教授担任主持,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所(原)副所长安鸿志教授也出席了此次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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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文研讲座42】黄一农:《红楼梦》与文学研究中的索隐传统

讲座之前,刘勇强教授介绍了上一场演讲的内容,即黄一农教授从小说细节描写入手,展示了运用e考据对物质文化所作的精密考证,并为我们带来了富有启发的见解。今天,黄教授的讲座,会涉及《红楼梦》研究中的重大问题。红学研究中有索隐派。索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与中国古代传统的创作特点(寓言、寄托、春秋笔法等)、特定的题材、背景、创作环境有关,也与知人论世、发微探赜的研究思路有关。从研究方法上讲,索隐本来无可厚非,甚至是必须的。然而,在红学研究中,索隐派却一直饱受诟病,越走越远。这是很值得研究的现象。而更值得研究的是,尽管它饱受诟病,仍然吸引研究者继续走这条路,不断提出新说。以反对索隐派为标志的新红学,有时甚至也与索隐派殊途同归。因此,索隐作为研究方法,本身有反思的需要。黄教授在研究过程中提出,“理性且有节制的索隐,应重新纳入红学研究的正途”。黄教授所说的“理性”,以历史学、统计学的研究作为客观基础,这些都需要新的学术眼光、新的技术条件作为背景。

 

主持人刘勇强教授

 

讲座一开始,黄一农教授指出,“索隐”一词在很多文科研究者的视域中应非常熟悉,比如《史记索隐》。而在红学研究领域,大家却唯恐避之不及。黄教授表示,一般不会在公开场合,谈红学的索隐传统。而今天,在这块土地上,是不一样的。因为之前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也是索隐派大家。当然,也有胡适先生,是考证派大师。黄教授希望通过此次演讲,从理性的角度,让考证与索隐作一次合理的对话。

索隐本来就是文学研究中的正途,要研究一部文学作品,怎么可以将这部作品当作纯粹的创意,完全不与作者的生活、思想背景挂钩呢?这是不可能的。但如何拿捏这个角度,拿捏到什么地步,大家都可以去思考。黄教授特别指出,自己最新的研究借鉴了安鸿志教授的相关成果。他希望以自己在传统文史领域的积累与数理统计方法结合,将小说中最重要的几个谜解开。

我们如何判断小说中的曲笔、隐语,作者是有意还是无意?如果小说中仅有一次这样的曲笔、隐语,我们都不会相信是作者有意为之。如果能够从数理的角度分析,将大量的个案汇拢在一起,就会发现,作者的确在做不一样的事情。

首先,黄教授先展示了永忠《延芬室集》中的《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弔曹雪芹》: 

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

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

颦颦宝玉两情痴,儿女闺房语笑私。

三寸柔毫能写尽,欲呼才鬼一中之。

都来眼底复心头,辛苦才人用意搜。

混沌一时七窍凿,争教天不赋穷愁。

此诗有弘旿批语:“此三章诗极妙,第《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矣,而终不欲一见,恐其中有碍语也。”

永忠是康熙帝第十四子允禵(原名胤禛,雍正朝先奉旨改行字为允,再改为允禵)之孙,允禵在皇位斗争中不敌胤禛,并与子弘明同遭禁锢,乾隆元年始获释。永忠因受家庭环境影响,生活十分消极,平素“常不衫不履、散步市衢”,且在父祖的引导下参禅悟道,但其内心世界或一直深存自己家族先前残酷遭遇的阴影。

诗题中的墨香,是曹雪芹最好的朋友敦敏、敦诚的叔叔。接着,黄教授展示了一张人物关系图,图中都是与曹雪芹家族遭际类似的人物。小说在印出来之前,主要的读者群大都与曹雪芹家族类似,这群人聚在一起,就是所谓的“受难者家属联谊会”。他们的祖先都在清代早期的政治斗争中被打压,如同永忠一样。雍正皇帝是这群人最大的仇人。小说的作者曹雪芹,想借此抒发几十年来自己或家族的怨恨。

曹雪芹到北京以后,写作《红楼梦》,就像有人写文革小说,因为他经历过那段历史,会把他的经历以小说的方式呈现。小说中,曹雪芹家族的关系,竟然要着墨于纳兰家族。纳兰家族与皇家有密切的通婚关系,这群人在皇族斗争中,都赌错了——没有人赌对老四(雍正帝)。因此,他们这群人的命运很相似,大都被圈禁或抄家。

 

主讲人黄一农教授

 

黄教授重点介绍了纳兰家族,那是当时全中国最富有的家庭,他家的田产是内务府的三分之一。黄教授说,自己之前的研究中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把纳兰家族与小说连在一起。小说中大观园里开诗会,与真实历史环境中纳兰家的情况非常像。纳兰家是当时汉化程度非常高的家庭,专门从江南聘请家庭教师教他们作诗,且有诗集存世。

最让黄教授兴奋的是,将纳兰六姊妹的夫婿逐一考出:一位嫁给曹雪芹的二表哥福秀,一位嫁给傅恒(其亲姐姐是孝贤皇后),一位嫁给乾隆皇帝,一位嫁给永㥣,一位嫁给希布禅……除了傅恒,其馀都是爱新觉罗宗室。黄教授又列出了纳兰家族婚姻关系图。雍正即位后,图中大部分人都被抄家。

接下来,黄教授逐句解读了永忠的《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弔曹雪芹》:

曹雪芹传神动人的文采足以流传千古,只要是多情人一定会感动至流泪。可叹虽为同时代人,我却无缘相识,只能在读其《红楼梦》时,多次掩卷流泪,痛哭曹先生的英年早逝。

小说中两位痴情的主角林黛玉与贾宝玉,常在他们的房间内欢笑作儿女私语,此细腻之情哪是一般人能以一管毛笔就可以写透的?真想自阴间唤出雪芹这位堪与李贺相比拟的“才鬼”,一起痛快酣醉。

小说中的角色与文字,亦让我勾起对往事的回忆,既历历在目,也一再涌上心头。雪芹这位才子用尽心力刻画出书中的各种精彩情节,令《红楼梦》的创作有如凿开混沌的七窍一样,泄尽了天机,那我们又怎能怪老天爷惩罚雪芹,令其穷愁至死呢?

弘旿既然指出《红楼梦》中有“碍语”,一定是看过小说的。如果他没有看过,其实完全可以不作此批。因为在他主评的七卷中,现尚存约一百首作品,有批语者仅三分之一。那么,《红楼梦》中有哪些文字可能是“碍语”呢?之前,很多红学家,如周汝昌先生,以为“碍语”就是艳词之类的内容。吴恩裕先生认为,小说中的“碍语”应是政治性的敏感文字。余英时先生则认为,“碍语”有可能是讥刺满清的话……但几乎没有人能够把这个问题谈细致。

安鸿志教授的《红楼梦中碍语多》,从概率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个较客观理性的思考方向及具体事证。如小说第四十六回,鸳鸯被贾赦看上,鸳鸯当着众人发誓:“我这一辈子,莫说是宝玉,便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黄教授指出,乾隆帝登基以前是“宝亲王”,这是众所周知的。小说中的“宝皇帝”,明显是在影射乾隆皇帝。

接下来,黄教授举例说明小说对乾隆、雍正两位皇帝的各种“意见”。如黛玉说的“臭男人”,赵嬷嬷“拿着皇帝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都有这样的倾向。如果以上都是细微之事,下面的例子就有些严重了。如蒙府本第十二回,有回前批云:“反正从来总一心,镜光至意两相寻。有朝敲破蒙头甕,绿水青山任好春。”把甕的头敲破了,“甕”字上半部分为“雍”字,把甕的头(“雍”)去掉——这在文字狱时代,是很严重的。历史上有几次类似的文字狱,比如雍正四年江西乡试,主考官查嗣庭出过一道考题,考题从“正”字开头,“止”字结尾。有人讲,这是“一止之象”,查氏被告大逆不道,最后惨遭抄家。这与小说中这段回前批的情况十分类似。

 

讲座现场

 

又如,小说写秦可卿去世后,来了很多送殡的人。贾家除了荣国公、宁国公,还有六公,有这样一段文字:

那时官客送殡的,有镇国公牛清之孙、现袭一等伯牛继宗;

理国公柳彪之孙、现袭一等子柳芳;

齐国公陈翼之孙、世袭三品威镇将军陈瑞文;

治国公马魁之孙、世袭三品威远将军马尚;

修国公侯晓明之孙、世袭一等子侯孝康;

缮国公诰命亡故,其孙石光珠守孝,不曾来得。

脂砚斋担心读者读不懂这一段,就写了一段批语。甲戌本、庚辰本有这样一段批语:

牛,丑也。清属水,子也。柳拆卯字。彪拆虎字,寅字寓焉。陈即辰。翼火为蛇,巳字寓焉。马,午也。魁拆鬼,鬼金羊,未字寓焉。候、猴同音,申也。晓明,鸡也,酉字寓焉。石即豕,亥字寓焉。其祖曰守业,即守夜也,犬字寓焉。此所谓十二支寓焉。

根据脂批的指向,黄教授排出下面一张表:

牛(丑、醜)清(水、子、子)

柳(卯、谋)彪(虎、寅、淫)

陈(辰、龙)翼(蛇、巳、四)

马(午、舞)魁(鬼、未、位)

侯(申、身)晓明(鸡、酉、犹)

石(豕、亥、猪)守业(犬、戌、狗)

脂批说“此所谓十二支寓焉”,是有特殊意义在里面的。当时有一部书,叫《钦定协纪辨方书》,列出了十二辰、二十八宿与五行相关图示,这是当时人们都非常熟悉的知识。对以上人名,转换为干支,作排列组合。在众多的排列组合中,可以得到一组有意义的组合:丑巳子,卯辰未,午寅申,酉亥戌。

小说中经常会用谐音来暗示很多东西,比如“卜世仁”谐音“不是人”等。类似的例子有很多,这段文字同样如此。由干支谐音、对应属相的转换,可以得到这样一句有意义的话:丑四子,谋龙位,舞淫身,犹猪狗。

这一方向原来是霍国玲女士思考出来的,安鸿志教授在她的基础上,作了更为客观、合理的改动。黄教授表示,起初对安鸿志教授的结论也难以接受,但经过仔细研究并深入补充后,发现完全可以说通。

其一,关于“卯”与“谋”。《晋书·五行志》:“旧为屐者,齿皆达楄,名曰‘露卯’。太元中,忽不彻,名曰‘阴卯’。识者以为‘卯,谋也’,必有阴谋之事。”由此可知,“卯”“谋”互通。

其二,关于“舞淫身”。以《大义觉迷录》卷三“又把和妃及他妃嫔都留于宫中”、其回应及当时的传说等,说明了“舞淫身”的来源。雍正是否好色,对这个问题本身可能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的人如何想、如何骂雍正帝。

其三,关于“犹猪狗”。当时雍正给八王、九王分别改名为阿其那、塞思黑。大家说阿其那、塞思黑的满文意思分别是狗、猪,这是民初反满情绪造成的。其实,在满学领域,王锺翰、杜家骥、张书才等先生经过研究,都认为阿其那、塞思黑并不指猪、狗,但这并不影响“犹猪狗”的意义。

将以上干支做排列组合,组成一组有意义的句子,安鸿志教授用统计学的方法,计算出它的概率,其实是极小的。而且,这组有意义的句子,可以与真实的历史一一对应。

黄教授又举了小说中类似的几个例证:如蕙香改名四儿。小说里写蕙香自述“我原叫芸香的,是花大姐姐改了叫蕙香”。宝玉给蕙香改名为“四儿”,脂批云“又是一个有害无益者。作者一生为此所误,批者一生亦为此所误……盖四字误人甚矣……”。“四”就是行四的人,指雍正皇帝。“被误者深感此批”,黄教授认为这是畸笏叟(即曹雪芹的父亲曹頫)所批,曹家、李家都被雍正(老四)抄家,所以曹雪芹与周围的亲友,会通过小说与批语把内心愤懑讲出来。

又如,小说写贾家开诗会、咏菊花、吃螃蟹的部分。整部小说一百二十回,描述的故事跨越十几年的光景,但第三十七到四十二回,五回只写五天——这是小说故事中最快乐的一段时间。曹雪芹写这一段时,用了隐笔,不告诉读者具体的日子,大都写“次日”。在故事最开始的时候,写贾政出差,是八月二十日。下一次出现具体日期,是几回以后。小说提到,二十五日,因大姐儿发热而查看《玉匣记》所记之“撞客”。《玉匣记》记祛病之法:“二十五日病者,正西得之金神。使老子鬼作病,头重身沉,不思饮食,其鬼在睡卧处坐,用白钱七张,正西四十步送之,即安。”

从第三十七回的八月二十日,到四十二回的八月二十五日,一天一天往回推。第六十三回,二十三日,记贾敬骤逝。八月二十三日,是雍正皇帝驾崩的日子。小说对贾敬去世的描述,庚辰本、己卯本、甲辰本、梦稿本与程乙本用“殡天”一词,列藏本和程甲本作“宾天”,蒙府本和戚序本则写作“仙逝”。黄教授爬梳大数据后发现,“殡天”一词远比“宾天”罕见,前者仅见于少数章回小说。两词不论是否通用,都只用来描述帝、后等皇族之死。

而且,黄教授在《续修四库全书》中搜索时发现,700多条“宾天”几乎全是描述帝、后去世的。仅有三则例外:一称东宫妃郭氏之死,一称皇后刘燕珠长女志死,一称周灵王太子晋“宾天而仙”。

贾家请太医来验视贾敬之死因,并命天文生择日入殓。在清代职官编制中,太医院有御医、吏目、医士等五人,每日至各处轮直;钦天监的天文生则食从九品俸,包含“满十有六人,汉军八人”。这些直属宫廷的技术官僚非一般官员和勋贵可任意使唤。

皇帝在贾敬死后特颁恩旨:“贾敬虽白衣,无功于国,念彼祖父之功,追赐五品之职……着光禄寺按上例赐祭,朝中由王、公以下准其祭弔。”据清代礼制,只有贝勒以上、帝后以下的祭仪才是由“王、公以下”会丧。

贾敬之死与雍正之死,时间、死因等均存在很大程度的重合。更值得注意的是,多数脂本第十三回记贾敬出身为“乙卯科进士”。清代除恩科或博学鸿词之外,会试均固定于辰、未、戌、丑年举行。小说作者安排贾敬登进士在不按常理的乙卯科,似乎大有深意。

雍正帝恰于十三年乙卯驾崩,并在同年十一月获上尊谥为“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大孝至诚宪皇帝”。乙卯科“进士”或许是乙卯“进谥”之谐音。在贾敬、胤禛二人事迹屡屡相互呼应的背景下,进谥说的“为真概率”应很高。

讲座最后,黄一农教授总结道:创作或修订《红楼梦》的几位要角(曹雪芹、脂砚斋和畸笏叟)确有可能同因雍正朝发生在自己家的抄没之痛,而于书中置入一些所谓的“碍语”。通过一些情节(贾敬之死)、日期(雍正忌日大开诗会)或脂批(以“有朝敲破蒙头甕”诅咒雍正皇帝,且直指作者及批者的一生均为行四之人所误,并巧用十二支寓加以谩骂),转弯抹角地讥刺雍正帝。甲戌本第一回脂批“作者之笔,狡猾之甚。后文如此处者不少,这正是作者用画家烟云模糊处,观者不可被作者瞒蔽了去,方是巨眼”,也是在提醒读者。

黄教授再度呼吁“理性且有节制的索隐,应重新被纳入红学研究的正途”,并进一步解释道:所谓理性,当然要建立于历史学与统计学的客观基础之上,以避免所采用的政治背景或历史材料流于片面与主观。索隐派的猜谜方法与考证派的科学方法也不必然是有些人所认为的泾渭分明。担忧红学界受到先前部分案例的影响而“因噎废食”,不再有意愿甚至能力就史实背景与小说进行健康的对话,红学将大幅减弱其成为“学”的主要意义。

 

安鸿志教授

 

黄教授演讲结束后,安鸿志教授也作了发言。安教授在退休以后的十年时间里,一直在关注红学研究。黄教授在《二重奏》中说,我们要站在科学巨人的肩膀上。安教授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希望年轻人站在红学巨人的肩膀上,为红学画一个句号。这句话与黄教授的观点不谋而合。安教授说,红学研究,要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才能继续前进。红学需要不断积累,不要把别人的成果全盘否定掉。要对现有红学研究成果作系统比较,筛选可信的成果。旧红学、新红学之后,现在可以叫“演义红学”,如果这样继续下去,这个学科是会消亡的。我们现在的研究环境非常好,依托现有环境,利用新的研究工具、方法,有很大机会为红学研究打开新的局面。黄教授的《二重奏:红学与清史的对话》有可能像《红楼梦新证》一样成为经典著作,后来的研究者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扩展、深入。

最后,刘勇强教授对此次演讲作了总结:《红楼梦》是内涵丰富的名著,也是智力的角逐场,红学可能是当今中国学界最难取得一致意见的领域。黄教授以他非凡的智力和技术手段为我们解读《红楼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或案例。我们要跟上黄教授的思路,可能也需要时间。黄教授在《二重奏》中曾提出“新曹学”、“新新红学”,这很值得我们期待,同时也需要大家的共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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