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研讲座138

2019919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三十八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信息、票号、运输——晚清收藏活动中的网络因素。文研院邀访学者、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馆长、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白谦慎主讲,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松主持。

 

白谦慎教授白谦慎教授从事收藏史方面研究,关注收藏品递传、古董市场价格、收藏与艺术和学术的关系、收藏家财力、收藏活动的社会及心理机制等问题。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白谦慎教授便已展开吴大澂与中国文人文化这一收藏史研究计划,先后完成了约二十篇相关论文,并将整理成书。两年前,他曾于文研院以晚清文物市场与官员收藏活动为题发表演讲。今日的讲座承续前讲,继续围绕吴大澂及其友人,讨论晚清收藏活动的社会网络因素。

 

哪些社会网络机制影响着收藏活动?白谦慎教授以2014年一起围绕吴大澂所作《顽石图》的真实交易为例说明,通过现代的互联网、新交通方式及金融支付手段,在专家资讯、支付机构和运输机构三方配合下,一次跨国艺术品交易可以在四天内迅速完成。由此可见,信息传播手段、支付手段和运输手段是收藏活动中的三个重要的网络因素。

 

白谦慎教授希望通过研究,揭示出在晚清官员收藏活动中上述三种社会网络因素的具体情况。进入正式讨论之前,他先对讨论对象作出界定:首先,同城交易相对简单,基本上不存在票号、运输等问题,此处讨论的是异地收藏活动;其次,此处讨论的收藏品主要是金石而非书画。在明确了讨论范围后,白谦慎教授便以此对晚清官员收藏活动中的信息票号运输展开分析。

 

一、信息

 

以吴大澂为代表的晚清官员,拥有庞大的人际和信息网络,为收藏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极大便利。吴大澂曾于1893年至1897年间出任陕西学政,旅陕期间,广收古物。离开陕西后,他依然委托在陕友人和文物商打探消息、购买古董,因关中所出皆土中原物,价亦最廉。他在陕西的联络人,包括官员韩惠洵、韩学伊父子,古董商杨秉信、苏七,文人收藏家赵元中等。此外,吴大澂还与北京琉璃厂的古董铺(如含英阁的胡子英、德宝斋的李老板)、山东潍县的古董商裴仪卿以及苏州文物商徐熙往来甚密。人际网络不可谓不广。

 

在古董信息传递的过程中,晚清时人十分重视信息的获取和保密。吴大澂的友人盛昱致信一西安古董肆,欲购买扶风新出土大鼎,云:某字百内外酬五百两,三百内外酬一千两,真到六百四千两,货到钱回,绝无反悔,事须机密,勿使人知。这说明,当时收藏者之间的竞争相当激烈,为争得先手,要严密保护自己的信息来源。

 

愙鼎。一名师眉鼎,传清同光间出土于陕西凤翔,吴大澂考证出此鼎为宋微子之鼎。现藏南京博物院。信息传递的可靠性和速度,与收藏活动的活跃程度和规模有很大关系。谁能及时获得准确信息、尽快下手,谁的收藏规模就有可能快速扩张。在吴大澂的时代,虽然已经有了电报,但获得异地信息主要还是通过信件。虽然普通百姓寄信并不容易,但官员却可利用官方邮递系统方便、快捷地传送信息。吴大澂的老师、著名收藏家吴云在光绪五年(1879)闰三月给正在湖南任官的吴大澂的信中便说:往后惠书,只须用马封递,有抚、藩署转交。既快且稳。正因拥有如此优越的信息传递资源,吴大澂等高官在收藏活动中占尽先机。

 

晚清正处在中国邮政发生重要变革的前夕。此时的书信往还,除了托友人捎带、专足送达官驿传递等方式,一些大的钱庄、票号、洋行也兼理传信。1878年,海关开办邮政,各种信局纷纷涌现。官员们有时也会利用这些机构送信。

 

二、票号

 

当古董买卖的交易谈成后,购买方就要付款。同城付款很容易,无论款项大小,均可以现银支付。异地付款则须采取汇款等方式。吴大澂于光绪十五年(1889)致盛宣怀的信中便提到:潍县高家藏有古铜印六百三十方,已与言定价银壹千两……若由汴专差往取,携带银两甚不放心,因思烟台号家与潍县俱有来往,乞代汇银壹千两,由尊处派弁至潍,凭函取印,凭票取银。

 

吴大澂的汇款是大清帝国内的城际汇款。此时汇款面临一大问题,即晚清的货币非常混乱。中国货币史专家彭信威先生这样描述清朝币制中的银两:旧日称砝不统一,同是所谓两,种类也很多,各地不一样……由于银色的纷繁,我们可以想象流通时人民所感到的不便。尤其是散碎的银子,一次交易,要把各种不同成色的银子折合计算,不知要花费多少心思。

 

清末日升昌的汇票各地银两标准不同,即使在同一座城市或同一地区,也未必有通行标准。因此,银行和钱庄对异地情况必须了如指掌,在两地之间进行业务上的汇票往来或现银交易时,要为自己留出充分的余地。

 

专营汇兑业务的银号遍布全国,可令汇款寄达国内各个角落。但实际上,寄钱并不容易。吴大澂有一次从吉林向陕西汇款,先经吉林票号汇至京城、再由京城票号转至西安,可谓费尽周折。虽然如此,票号毕竟还是及时解决了古董异地交易的付款问题。

 

三、运输

 

白谦慎教授在此讨论了两类收藏活动中的运输问题:

 

其一是古董商交易过程中的运输,亦即已经成交的古董如何运到买家手中。白谦慎教授以大盂鼎进京为例,说明晚清物品运输的实际情况。大盂鼎很重,从出土地陕西到北京,又很少能走水路。考虑到运输安全,送出大盂鼎的左宗棠决定派士兵搬运,辇致都中。然而,天降大雨,道不易行,延宕数月,方才到潘祖荫手中。杨守敬亲见该事,写道:此器之大罕有伦匹……以数十健卒抬入都中。成为当时一道引人注目的景观。

 

其二为在各地任职的官员收藏家,如何将自己的收藏品运到为官所在地。清朝官员不但要到异地履职,而且经常轮换。吴大澂的宦迹遍及大江南北,在每一官位上任职均不过三年,因此屡次搬家。他是如何安排收藏品的运输呢?

 

当然,大多数藏品会留存于他在苏州双林巷的家中。一些想随身带至任所的心头好,吴大澂则会视情况决定携带的数量和品种——衡量因素包括任期长短、路途远近以及运输方式。水路运输较陆路更为方便,因此,如果走水路,吴大澂会考虑带更多藏品。

 

1886年,吴大澂往吉林上任,因要走陆路,且任期不长,便只带了图书和拓片,而将所藏青铜器留在天津,拖人照管。次年,他任广东巡抚时,因有轮船可坐,因此携较多铜器随身。而在出任湖南巡抚时,他更是将52件青铜器(约占其总收藏的四分之一)带至任所。

 

经过上述分析,白谦慎教授总结道,信息、票号、运输在晚清官员收藏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官员的收藏活动,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官僚体系来运作和完成的

 

白谦慎:《晚清官员收藏活动研究:以吴大澂及其友人为中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为何要研究晚清收藏活动的社会网络要素?白谦慎教授认为,相关研究将帮助我们了解信息和古董流动的速度,以及这种流动和收藏规模之间的关系。依托官僚体系的社会网络,晚清官员得以在更大范围内、以更快的速度开展收藏活动,并籍此迅速扩大收藏规模。一个令人惊叹的例子是,吴大澂在1889年大范围蒐集陕西、河南、山东、北京、上海、苏州等地的玉器。短短的一年内,他迅速收集多达四百多件玉器,一跃成为晚清古玉收藏第一人。

 

晚清的学术活动和收藏活动紧密相关。基于自己的玉器藏品,吴大澂写出《古玉图考》和《权衡度量实验考》两本书。这与他另外两本重要著作《说文古籀考》和《愙斋集古录》不同——后者是铭文研究,有好的拓片就可以了,但前者必须依托实物。正因为藏有大量可观的古玉,才使吴大澂有能力完成相关的研究。可以说,晚清官员收藏规模的扩大,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学术规模的拓展,为学术发展开辟了新路径,从而开启了传统学问向现代学术的转变。

 

白谦慎教授最近出版的《晚清官员收藏活动研究:以吴大澂及其友人为中心》是关于收藏史研究的阶段性结果,其中便包含本次讲座讨论的一些内容。正如李松教授所言,白谦慎教授对资料收集完备、解读深入,引导我们透过收藏,看到当时社会更普遍的一些现象和趋势,着实令人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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